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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者成谜 兰陵笑笑生是汪道昆

    

    2007年4月23日,安徽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金瓶梅”原型地遗址公园正式开门接客。“金瓶梅”原型地遗址公园街依溪行,屋缘街建,鳞次栉比,夹水而立,各展风姿。保存完好的门厅、花厅、风姿依旧的曲池、假山,残缺的花墙、漏窗,丰乐溪河两岸的树林绿绿葱葱,形成了一道长长的绿色屏彰,闻名中外“金瓶梅”的原型地就是隐藏在这神秘帷幕的1200多年历史文化古镇的西溪南。

中新社发 方也广德 摄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金”、“瓶”、“梅”三个字,在小说中是指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这三个女人都是书中男主角——西门庆的小妾。由于书中过多描写了色情以及性活动,所以该书自诞生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屡次被列为禁书。由此,对于很多普通读者来说,《金瓶梅》也就显得相当神秘了。

    确实,非但是普通读者,即便是对专业的研究者而言,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至今还留存着这样一桩谜案:《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如果不清楚作者是谁,那么此书是从哪儿传抄出去的,便无从说清;反之,如果能弄清《金瓶梅》是从哪儿传抄出去的,那么,作者的籍里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

    对此,黄山市“天都草民”潘志义(别名“苟洞”)先生理出了这样一个探寻谜底的线索:“《金瓶梅》的母本只能有一部。循着最初几名传抄《金瓶梅》者的社会关系及交往线索,最终会汇集在一个‘点’上,那么,这一‘点’,就应该是《金瓶梅》一书的源头。弄清了这一源头,《金瓶梅》一书的作者、以及它的诞生地,也就会浮出水面了。”

    苟洞称,《金瓶梅》一书写成后,当时就有一些文人闻风想誊抄,他们在打探能从何处抄得此书的同时,也在探询该书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但最早拥有抄本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提及作者的尊姓大名,似乎他们在征得作者同意誊抄时,就达成了不传扬作者真实姓名的默契——要知道,在《金瓶梅》成书的那个年代,写言情类小说,大有传统知识分子所忌讳的“怪力乱神”之流的嫌疑,这是为传统文人所不屑与不齿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最早传抄《金瓶梅》一书的人,绝不可能不知道作者是谁;当别人转抄而打听此书的作者时,他们偏偏都“查不到下落”。那么,这些传抄人为什么不愿意透露原书作者的姓名?苟洞先生认为,这绝不是传抄人不知道,而是传抄人不愿意说。苟洞先生进而详细梳理了最早拥有《金瓶梅》抄本的几个人的交往关系,从而认定《金瓶梅》一书是从徽州传抄出去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苟洞五年前提出的、本报曾做详细报道的观点:《金瓶梅》一书诞生在徽州;“兰陵笑笑生”是徽州人汪道昆。

    五年前,记者就《金瓶梅》作者成书之地及该书作者籍里等问题采访苟洞先生时,苟洞先生曾称,《金瓶梅》成书于明朝万历十五至二十一年(1587~1593)。该书写成后,文人墨客便开始传抄。苟洞先生说,当时拥有手抄全本的有4人(家)。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记载,当属明朝人袁宏道写的一封信——《与董思白书》。这封信写于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是袁宏道写给友人董其昌的。思白,是董其昌的字。大书法家董其昌与《金瓶梅》袁宏道在信中说:“一月前,石篑(记者注:即陶石篑,袁宏道之友)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何在?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在这封信中,袁宏道告知董其昌:他在病中告假,由好友陶石篑陪同,游山玩水一番后,便回到“办公室”(衙斋)。而在游玩期间,很遗憾地没有见到董其昌。为何有此“独恨”(遗憾)?一乃可能是董其昌当时已颇有声名,是个做官、书法都颇得社会称赞的“名流”。没见到,当然遗憾;二是袁宏道已看过从董其昌处借阅的《金瓶梅》前段部分,且对《金瓶梅》写作的评价甚高,“胜于枚生《七发》”还很多。至于这“云霞满纸”的《金瓶梅》是从何而来?后段在哪里?前段抄完之后再到哪儿续抄?这些亟待弄清的事,均没有弄明白,以致不得不写这封信请求董其昌告知。

    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世称“公安三袁”。此三袁,是明朝时湖北公安县人。这里,记者顺便介绍一下“三袁”与徽州的关系。

    老大袁宗道,万历会试第一——天下举子在京城会考,得第一名,这当然是很好的成绩。会试中被“录取”的进士,再复试一次,第一名将由皇帝亲点——这第一名,就是“状元”。袁宗道取得会试第一名后,授官编修。最后,官位做到右庶子,这是文学和书法都出色的进士才能当到的官。在文学上,袁宗道与黄辉、袁宏道、袁中道力推唐朝的白居易与宋朝的苏轼,并形成独特风格,世称“公安体”。袁宗道年轻博识,仕途光明,却英年早逝,41岁便去世了。

    老二袁宏道,16岁时考取诸生,21岁乡试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举进士,时年25岁,是公认的“年轻进士”,但由于考中的是“三甲第92名”,名次较靠后,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制,他无缘留京为官,而是被派往地方,去吴江任知县。这位年轻的进士,对当官却没多大兴趣。他在任吴江县令一年后,即告病辞职。

    兄弟三人中,最小的是袁中道,他也是三人中最聪明的一个。10岁时,便作《黄山雪》二赋,深受时人夸奖,但他的科考之途却一直不顺利,以致到47岁时才考中进士,被朝廷委任为徽州府教授,后任国子博士、南礼部郎中。徽州府教授,是掌管徽州府教育和课试诸事的官员。

    老二袁宏道在吴江县当“县长”,吴江现在属江苏苏州,离徽州很近;小弟袁中道又是徽州的地方官,可见,袁氏三兄弟与徽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董其昌拥藏《金瓶梅》,还可从袁中道的《游居柿录》中得到印证。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音。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间地,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

    董其昌主动向这位“才子”推介《金瓶梅》,显然他至少是见过的。结合他曾将《金瓶梅》前段借给袁宏道看的事实,应该说,董其昌是有手抄全本的。但两人谈到此事时,董其昌并没有让袁中道见到此书,可见当时该书并不在其手头,说不定又是借给谁去看或去抄了。袁中道当时只是暗暗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而看到此书的内容,是后来到“中郎”处的事。中郎,是其二哥袁宏道的字。而且,在袁宏道家,也只是看到此书的一半。可见,袁中道与董其昌作此交流时,他的哥哥尚未抄到另一半(后段);抑或袁宏道一直就没有抄到“后段”。文坛盟主王世贞与《金瓶梅》王世贞(1526~1590),是江苏太仓(今江苏太仓市)人,号凤洲、州山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苟洞称,说王世贞藏有《金瓶梅》抄本全本,首要的证据,可以从当时人谢肇淛的《金瓶梅跋》中寻得。谢肇淛比王世贞小一岁,他生于1527年,大约死于1624年。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做过广西右布政使——这是专管一省财赋和民政的官吏。他在《金瓶梅跋》中称:“《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性奢汰,淫从无度,而其门客病此,悉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此书尚无镂板,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州家苦藏者最为完好。余于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厥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

    在这篇“跋”中,谢肇淛介绍了《金瓶梅》一书的来历:可能是金吾戚里的门客,将主子的这些风流韵事“汇以成编”的——谢肇淛称这是“相传”之事;上段引文中被记者省略的一段文字,是对《金瓶梅》内容所作的介绍。后面说的,才是《金瓶梅》的版本:州,即王世贞。谢肇淛称王世贞家所藏的“钞本”最为完好,可见他是见过王世贞的藏本的。

    谢肇淛说,他在“中郎”——袁宏道家,只抄得十分之三(十三);在丘诸城家抄得十分之五(十五),所缺少的部分,只得等待将来补刻了。同时,这也表明谢肇淛确实见过全本,否则,如果不知道总量,他的所谓“十三”、“十五”,是无从谈起的。

    在这里,谢肇淛的话,还印证了袁宏道只从董其昌处抄得“前段”的事实。

    谢肇淛向袁宏道借《金瓶梅》,不仅是看,而且在抄,这可从袁宏道与谢肇淛之间的书信往来中看出来。

    袁宏道在《与谢在杭书》中说:“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在杭,是谢肇淛的字。借了那么长时间不归还,想必都已经能背诵出来了吧?这是袁宏道想象的,他或许还不知道这位“谢仁兄”在传抄呢?

    这个“跋”告诉人们,谢肇淛所抄的《金瓶梅》,也只是个“半拉子工程”。

    苟洞考证认为,王世贞藏有《金瓶梅》全书,还可从屠本畯所著的《山林经济藉》中得到证实。屠本畯是明朝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市)人,他在《山林经济藉》中记载:“……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垺。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藉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屠本畯平生最喜爱读书,以祖上荫功曾任太常典籍、辰州知府。他在《山林经济藉》中记载的这段话,向世人透露了三个信息:一是《金瓶梅》在世上流传不多;二是《金瓶梅》创作“报仇说”,是嘉靖年间,有人被都督陆炳告了黑状(诬奏),致使朝廷抄了他的家。此人蒙冤怀恨,于是写了《金瓶梅》,指桑骂槐;三是王世贞家曾藏有全本,但屠本畯写此文时,原书已“失散”。刘承禧有手抄全本刘承禧,字延白,湖北麻城人。原锦衣卫指挥,嘉靖朝首辅徐阶的曾孙女婿。明人沈德符在其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介绍说:“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游传》为外[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得者。’”

    《觞政》,是袁宏道所写的一部书。该书中称《水浒传》、《金瓶梅》为“外[逸]典”,这是何从说起呢?

    原来,《觞政》中称《六经》、《论语》、《孟子》等所言“饮式”,归为“内典”;《庄子》、《离骚》、李、杜、放翁等集为“外典”;乐府词曲及《水游传》、《金瓶梅》为“逸典”。

    由此可见,沈德符显然是看过《觞政》一书的,并由此书得知有《金瓶梅》,只是一直未能读到。他在写这段文字时,袁宏道家藏的《金瓶梅》仍非全帙,这也印证了前文谈到的袁宏道在1596年找董其昌索求“后段”的事实。董其昌到底有没有应袁宏道之请,将“后段”借给他看,史无明载,但从袁宏道此时已知“麻城刘承禧家有全本”之说可知,董其昌并没有给袁宏道提供“后段”。袁宏道在这里称,也只是看了数卷(第睹数卷)而已。

    沈德符的这段话,还告诉人们,当时刘承禧家有全本,且袁宏道见过。至于刘承禧的这部完整的《金瓶梅》来自何处,袁宏道称,“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得者”。

    “文贞”,是徐阶的谥号。徐阶(1503~1584),明朝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1563年官至首辅。1568年退休,1584年病死。他是继严嵩之后的明朝首辅。而苟洞先生考证《金瓶梅》一书成于1587~1593年,也即成书时,徐阶已去世。后来,徐阶家如果有《金瓶梅》,也一定不是徐阶弄到的,而是其后人弄到的。徐阶家人——谁能弄到《金瓶梅》全本?这就有待进一步考证了。另外,袁宏道当时说这话时,并没有肯定刘承禧家的全本来自于徐阶家,而是说“盖”。“盖”是大概的意思。

    关于徐阶家有无《金瓶梅》全本;如有,系从何处得来,此处姑且不论,但从沈德符的话中,人们至少已知刘承禧家有《金瓶梅》手抄全本是事实。苟洞先生在向记者介绍这一问题时,将徐阶也列入拥有藏存《金瓶梅》手抄全本之列。这样,在苟洞先生看来,藏有《金瓶梅》手抄全本的,有董其昌、王世贞、刘承禧、徐阶家人,共4人(家);其他如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等人,多为读过或抄过不全的抄本。而在藏有全本的4人(家)中,有3人(家)是江南地区的,只有刘承禧是湖北人。而这4人,均与当时的徽州有着密切的关系。苟洞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们是抄不到《金瓶梅》的。

    那么,这4人到底与徽州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苟洞称,作为一本“奇书”的作者,要达到在世时“隐姓埋名”,死后才流传并闻名于世的目的,那他就必须选择“可靠”的传抄人,并且与传抄人有约在先。在当时看来,小说本来就没有文学地位,更没有社会地位,加上《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即通过含沙射影的方式来讽谕时事、时人,这是有极大风险的。为了自己的声誉,为了子孙的安全,作者隐姓匿名,并精心选择传抄对象,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苟洞称,这4位最早传抄《金瓶梅》的人,应该知道此书的作者是谁,当然也清楚是从何处抄得的,但对于当时人的追问,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缄口不说。从这4人留下的传世文献中看,他们不仅只字不提《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而且连《金瓶梅》的传抄来源也讳莫如深。这应该可视为传抄者与《金瓶梅》作者有着密切而又深厚的关系,而且信守不向世人透露其作者姓名的承诺。这便“人为制造”出《金瓶梅》一书作者的千古谜案。

    苟洞称,要破解这桩谜案,就必须梳理出这4位传抄全书者在当时的社会行踪、社会活动及人际关系;特别是当时文学界已经成名的文化人的人际关系和活动情况。只有把拥藏手抄全本者的人际关系、行踪汇集到一个“点”上,《金瓶梅》诞生的源头及作者才可水落石出。

    苟洞认为,这4人中至少有3人与徽州的汪道昆关系密切。至于另一个人——徐阶,与徽州有什么关系,目前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徽州富豪家的“写客”透露出《金瓶梅》出处最早的、有时间可考的信息,是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与董思白书》。苟洞考证认为,写这封信时,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这时,袁宏道在吴江县任县令。那么,当时的董其昌在哪里呢?

    苟洞称,有铁定的事实证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董其昌在徽州。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号思白、香先居士,华亭(今上海淞江)人。出身贫寒,但仕途上一生得意,青云直上。万历十七年(1589),34岁的董其昌参加会试,取得进士第二名的好成绩。中进士后,董其昌开始了他一帆风顺的仕途。他先做过编修、讲官,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掌管全国教育、礼仪等事。从董其昌一生为官的经历看,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决意辞官,但其一生中又几次反复被起用,曾任湖广副使,湖广学政,池州教谕。作为一名官员,董其昌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应该是他在书画及其鉴赏方面的杰出成就。对于后人而言,人们知道董其昌的,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书画,而不是他的政绩。也就是因为他具有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才决定了他与徽州的缘分。

    董其昌出仕之前,大多时间寄食于徽州的一些富商大贾家,帮他们临摹历代的名帖名画,成为这些徽州富豪的“写客”。而这些富豪,都是家赀万贯的珍稀书画收藏家,其中吴廷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收藏“大鳄”家的上宾吴廷,字用卿,号江村,“余清斋”斋主。吴廷家是明朝徽州西溪南的富豪。他懂书画,精鉴古,知识渊博,也是江南有名的大文人。当时书画名人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其中董其昌与他关系十分密切,而且相处时间前后长达三四十年。

    凭着雄厚的财力,吴廷收藏了晋、隋、唐、宋诸家很多稀世的历代名帖,并且想把这些名帖刻在石碑上,成为收藏界的“大鳄”。为了确保这些名帖的真实性,吴廷请来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兼书画鉴赏家董其昌、陈继儒等,首先对他收藏的书画作品进行遴选评鉴,然后汇刻。所汇之帖,即是有名的《余清斋帖》。董其昌还亲自为该帖题跋。这套碑帖始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前后用了18年时间,至今还珍藏在徽州歙县新安碑园。

    吴廷之斋——“余清斋”及所居“上村草堂”,皆系董其昌手迹。这说明董其昌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前,就已经常在西溪南了。

    董其昌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徽州,还有董其昌所绘《问政山歌图》可证。问政山,是徽州府东门外、歙县县衙后的一座名山。这幅画的落款时间为“丙申年仲秋月”,“丙申年”即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这表明《问政山歌图》是董其昌为吴廷鉴评《余清斋帖》时所作。这幅画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从《余清斋帖》和《问政山歌图》所透露的时间信息看,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前后,董其昌一直在徽州,袁宏道从吴江县发出的信,是寄往徽州的。

    董其昌不仅自作书画、鉴赏书画,还收藏书画。收藏书画的人,往往互通有无。从董其昌与吴廷相互交换字画的情形看,两人的交往、情谊是十分深厚的。

(责任编辑: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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