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回忆:江青在钓鱼台的种种怪行(图)

　　傅的秘书冯正午，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刺激，紧张得晕过去了，手中的公文包随即掉到地上。

　　这时，江青高喊，“他拿皮包打我！”当时，傅崇碧很冷静地说：“江青同志，我是来汇报鲁迅手稿的事情的，这是你交办的，现在已经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故作惊讶地说：“叫什么？这不可能！”周树春当即从皮包里找出写有收管手稿人签字的条子，交给江青。江青接过条子看了以后，立刻把卜信荣找来，同时搬来装有手稿的4个箱子，打开箱子，江青亲自翻检后，对卜信荣喊道：“你是个大坏蛋，不是毛主席的兵，把他抓起来！”卜信荣急得满脸通红，连声高喊：“冤枉！我冤枉啊！”江青根本不想听卜信荣再解释什么，只是重复一句话：“把他抓起来！”就这样，卜信荣就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她又硬逼着陈伯达把秘书王保春调离钓鱼台。其实，按规定，中央领导人的秘书是有权批准有关人员进入领导人住地的。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议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腰部，企图打断我的脊梁骨！”姚文元在一旁随声附和作伪证。

　　江青不愧是一个名演员，会演戏，越演越像。我是在场的见证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说的。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北京军区、中办警卫局等。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并规定了七条：一、任何人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和侍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过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地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这七条规定是杨成武代表与会领导归纳并宣布的。

　　钓鱼台的霸主

　　那个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江青经常用的东西，别的中央领导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会不高兴，甚至发作出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钓鱼台当时共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15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再加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住在里面，所以有人说，钓鱼台的南半部是一个禁区，江青是钓鱼台的霸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贴切的。

　　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还有4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由她一个人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叶剑英在内。

　　江青在钓鱼台散步时，如果有汽车经过，司机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会立即停车、熄火，静静地等江青走过去；如果行人发现江青，会立即绕道避开，如果无道可避，就会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在陈的面前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10号楼，批评了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以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到10号楼递给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