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这首《挽戴安澜将军》，是1943年毛主席悼念戴将军为国捐躯而作。
根据参战将领的各种回忆录，大陆和台湾选编出版的历史文件，以及史家研究的观点来看，一般认为远征军失败的战场原因是：因兵力不能及时集结，中路的主力会战迟迟不能展开，同时忽视了东线侧翼防守，被日军从侧翼席卷后方，导致整个战局崩溃。
具体情况是，当东路日军攻克和邦后，一部西进占领东枝，主力继续北上，孤军奋进，以期前出我远征军主力后方。此刻英军送来错误情报，说西线皎勃东(乔克巴当)西南发现3000名日军，防线有被撕裂的危险，在史迪威、罗卓英的严令下，原定用于补救东线危机的新编第38师和第96师以及200师主力之一部紧急西调，这一调动正好与战场情形相反。皎勃东扑空后，疲于奔命的中国军队再掉头东进，已经来回折腾了500公里，且已耽搁了三天时间。第200师再全力东进，来争东枝，通过夜战一举拿下该城，正准备向和邦攻击前进，以便切断日军穿插纵队退路并准备一路尾击之，解除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断之危局。这时史迪威和罗卓英连续四次下令：攻下东枝后，除留下第200师继续进攻和邦、莱林一线外，第5军直属部队和正在向东集结准备跟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转向，进行根本不可能的“曼德勒会战”，按照杜聿明的看法，这一错误调动正好与战场形势的实际要求南辕北辙，从而铸成大错。
中国远征军的失算
如果史迪威、罗卓英在这紧急关头不出现两次调兵失误，中国远征军正常应对的结果是在激战中各部队交替掩护着向后方作有秩序的退却，而不是全面崩溃，也就是说失败的程度不会像后来那么惨烈。
史迪威方案的错误之一是中国最高统帅部过于轻敌，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般估计是三个师抵一个日军精锐师团。这一估计未必准确，在国内战场上，程潜第一战区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2万人，但最后该师团轻松地破围而去。实际作战中，东线的第6军两个师根本挡不住日军第56师团进攻，根据昆仑关战役经验和同古作战经历，只有像最精锐的机械化第200师那样的部队，才能三个师对付一个日本师团，一般装备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抵得上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更何况甘丽初第6军分散兵力、逐次投入使用都属于兵家之大忌。因此，如果情况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只有两个日军师团在缅甸登陆，那么歼灭登陆日军、收复仰光的计划还可以尝试一下，第5、第6、第66三个军共9个师，对付日军2个师团，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打成平手(大多数师战斗力远不如机械化第200师)。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在缅甸投入了第33、55、18、56共四个精锐师团外加一个第5飞行师团，且不论战略战术日军高出一筹、关键的战场制空权也在对方手里，单凭地面部队实力，就是全部远征军的装备都达到机械化第200师的水平，还需增加3个师，方能与敌持平(仅就地面部队的战斗力而言，不考虑制空权问题)，可见远征军的作战计划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事后来看，第一次入缅作战如果不犯战略和战场判断之错误，在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已经增援上来后，及时按杜聿明方案进行战场调整，中国远征军三个军同日军三个师团在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形成对峙是合理的结局，消灭登陆之敌攻占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军溃败至国境内、同日军在怒江对峙的结果也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参战将领和史家后来的总结都没有意识这一点，他们的回忆和研究基本满足于战史的叙述，缺乏对兵力、兵器、情报、制空权等因素作客观的专业分析，一味地指责指挥方面的种种错误，而其评估的预设前提中，都认为中国远征军原本是完全可以战败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日军四个精锐师团并收复仰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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