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凡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叶、项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皖南事变前后的叶、项仍是分歧不断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历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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