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传统，王小波与鲁迅及王朔之关系

　　总是有人拼命抬举王小波的思想，在我看来，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杂文里)远不如他的小说迷人。王小波地下有知，一定会举手赞同我的看法。他自己生前说过，讲道理和写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小说的艺术》)

　　王小波自己定位他的小说是“黑色幽默”，也列出了他认为最有成就的现代小说家：卡尔维诺、尤瑟娜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玛格丽特·杜拉斯。

　　中国的史学传统太过发达，小说的想象力自来贫弱，按照鲁迅的说法，六朝文人纵然听到鬼怪故事，也把它当实事，老老实实地记下来，宋以后的拘泥格致，动辄讲理，更不必说。文人想象力的昙花一现，只有唐，所谓“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对于唐代人这个特点，后世颇有人不高兴。如元人虞集就说，唐代的前辈虽然有才，但不去研究“经艺道学”，“徒知好为文辞”，吃饱了没事干，“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你讲一则，我诵一篇，全是胡说八道。在虞先生看来，食君之禄，应该多多写文章，讲道理，才是文人的正途啊。

　　唐人的这种喜欢无中生有的习性，正合王小波的脾胃。他于是由唐传奇中借来一些由头———我不禁想，为什么喜欢想象与狂欢的作家，总喜欢从历史中借出由头？是否因为历史本身虚无飘渺，比较适合胡说八道？反正卡尔维诺让马可·波罗为蒙古大汗忽必烈讲述东来所见每一座城市，王小波则让李卫公在洛阳城里开始他的流氓生涯。

　　想象力和狂欢并不是一码事。近现代中国有想象力的作家还有别人，比如还珠楼主李寿民，《山海经》与《封神演义》是其源头。而狂欢传统是比较西方的东西，源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间诙谐文化。比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近乎疯狂的想象、夸张与戏谑，构建一个奇妙而陌生的叙事世界，其中饱含隐喻、反讽与双关。巴赫金称其为“怪诞现实主义”，指出其主要特征是“夸张、夸张主义、过分性和过度性”。(按照学院派的干法，此处须大肆引用巴赫金，什么降格、世俗化、双重性与未完成性，为节省读者脑力，删去抄来的875字)

　　中国第一部带有狂欢色彩的小说，我看是鲁迅的《故事新编》。八篇小说，写了足足13年，可见并非“正业”。这大概是鲁迅怒目伤怀之余，幽默脾气发作的产物———那时中国很多人提倡幽默，但胡适在日记里说，他见过的最幽默的人，是周家大哥。一开始的《补天》还是很正统，创造的伟大，天地的迷茫，想象力十足，但不至于狂欢。直到女娲两腿间出现一个小人，含着泪劝她穿上裤子，多灾多难的中国小说终于爆发出了第一阵纯粹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