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诸葛亮的儒法混是主张先用“外儒内法”逆取天下，然后转用“外法内儒”顺守天下，而且逆取是手段，顺守是目的。儒法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中的儒和法不再是矛盾对立，而成为了统一的关系，即相反相成、刚柔并济。
很显然，诸葛亮在逆取和顺守的道路上都只实践了一部分，即只建立了蜀国就开始走向失败了，所以第二层次的美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不过也是由于它的不完全发挥才让诸葛亮有了向古典美和警世美两端延伸的余地。在遭遇失败之后，他是一方面退保忠义、贤相之名，以稳定军心并回护自己的“异志”；另一方面又将最终“安天下”的重任托付给遥远的后人。也就是说，他不但预测到了当时的人不能理解他过于先进的儒法混理念，而且还预测到了这一理念对国家也只具有中期疗效，很快又会落伍，安天下的道路永无止境，并非如司马徽说的那么轻松。果然，与他理念一致的司马氏在创造了短暂的繁盛之后，又将晋朝带入了无休止的战乱。
那么是谁最先揭去诸葛亮表面的儒家“回护”，还原他儒法混这一本质的呢？是陈寿。他通过许多客观存在的史实推导出了他真实的内心。陈寿更难能可贵是不仅不批判诸葛亮的篡逆异心，还因此而捐弃世仇仰慕于他。这其中除了陈寿心胸宽广、才智过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晋朝真切地感受到了朝代更替以及儒法混新政的好处。可见中期之美也只有中期之人才能认识到，在“三国”统一之前是不会有人理解的。只是陈寿对此也不敢明说，仅能以事实代替雄辩。
那么又是谁最先发现了诸葛亮寄托于未来的长期之美、警世之美呢？是罗贯中。他从晋朝及后面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意识到儒法混确实也不能带给国家长治久安，哲学和政治理念还需要谋求新的突破。所以在罗贯中看来，诸葛亮是祸兮福所倚，失败不但让他免于陷入王朝治乱的终极轮回，还让他向后人提出了一个难似补天的疑问。而作者由于自己也无力回答，所以只好将它假托于“茫茫天数”，并慨叹：“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实际上现在看来，是直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才基本解决了这一曾经困惑诸葛亮和罗贯中两位高人的灯下影。资本主义的进步除了将忠君主转变成忠国家，忠每一个纳税人之外，还在于废除了世袭制、终身制和“家天下”。道理很简单，从一个家族的范围内指定继承人必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期强盛，需要相应地从全国竞聘能人，并且只能用其最年富力强的阶段。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自己的宿弊，还需要不断改进。
比较可见，诸葛亮完成的是一腾空，两分腿的三步跳，而司马氏做的是一步腾空跳。尽管诸葛亮在儒法混的腾空高度上不如司马氏，他还是通过一旧一新的两极伸展将司马氏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诚然，我们说诸葛亮的三步跳也只有中间的腾空动作是真实存在的。第一步“忠刘”是他的虚掩，多少有点堕落、讨好的倾向；第三步“警世”是他的虚托，也多少有点酸葡萄的意味。甚至还可以认为，第一步更多来自于诸葛亮的主观强装，第三步更多来自于罗贯中的客观强加。三者之间是一实体反射两面虚像的关系。
但是，只要忠刘之回护能在当时起到稳定蜀国军心和民心的作用，只要理想之寄托能激发后辈在治国安邦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创新，它们或虚或实又有何妨。这种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不正是一位军事统帅、一部文学作品分别应予瞻顾的吗？何况在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诸葛亮身上，又有什么屈辱不可以承载，什么光荣不可以生发呢？
笔者认为，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年代，对于诸葛亮锐意创新、追求完美的英雄本色不但不必继续隐讳，还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广泛的弘扬。他的精神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宝贵财富。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当今不但有人以“愚忠”否定他第一层次的美，还有人以“阴谋篡汉”否定他第二层次的美，几乎要将他层层剥皮、全盘否定。好在这位圣人的灵魂千年不死，他继定军山之后如今又再度显圣，这一次他是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自己独创的“孔明跳”，不但击碎现在所有的流言，还向着未来的时空冲决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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