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上海书城的开业被徐冲视为中国超级书店经营划时代的开端。超大型图书卖场包括连锁店不断增加，图书品种极大丰富。竞争中的书业服务提上日程。
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如今定居北京的网民“尚可”曾一度购买了所有感兴趣的新书，只是为了跟上最新的时尚，交流最新的理论。然而，月购书费达到过千元的她却更怀念童年的阅读，曾生活在河北农村的“尚可”，因为爷爷当过地主，家里还偷偷存着传下来的线装书。她拿着与村里的其他小朋友换连环画，还偷偷阅读姐姐收藏的青春小说，阅读的快乐稀少但真实。而如今，她既面对着体量巨大的图书卖场；也面对着阅读更为贫瘠的家乡。这几乎是一道她再也无力跨越的文化壁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阅读的消费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的质量。
“传统新华书店的客户数量或者在上升，但独立书店的客户，以阅读作为生活方式的人群数量一直在下降。”北京万圣书园的主人刘苏里总结。他将凡是为了身体健康，职业升迁，考试励志，甚至是学者为了研究需要而看的书，都剔除在阅读之外。刘苏里认为，从上述定义来看，中国的阅读者不仅在减少，而且和转型社会本身的需求不成比例。因为此时的人们困惑会更多，心灵的危机会更多，会更迷惘，会更焦虑。而能够缓解的阅读良方，比如诗歌，正日益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独立书店，让阅读变成生活方式
1993年，作为独立书店的北京万圣书园诞生。
结识万圣书园的主人刘苏里后，乐评人颜峻2004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所谓的民营书店崛起的时代——读书人中间的行动主义者开始卖书，带着他们的浪漫和卤莽，依靠嗅觉和自学的商务知识，从新华书店手中抢救了奄奄一息的书籍零售市场。
颜峻认为，万圣书园才像是书店：不是说能够用极简派的设计伪装出清高，把理想和性格压缩成品位卖给小资；也不是说店员真的会笑，而是光线和声音，和书的摆放。比如《反对自由主义》摆在什么位置，河北教育社的诗歌丛书摆在什么位置，《视界》摆在什么位置，这一定是要有道理的。
而80后写作者羽戈说，自己在上大学以前还很少进过像样的书店。高中时代，他所在的安徽颍上县城的新华书店倒是有两家，但其中陈列的多是教科书，而且版本老旧，包装粗劣。
多年后，在一个静谧的午后，已经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学生的羽戈，走上重庆烈士墓商场的二楼，推开了重庆万圣书园的大门，立刻被店中飘扬的古典音乐营造的氛围吸引，“如果要庆幸自己大学的四年是在西政度过的，那么，必须更加庆幸万圣书店曾在西政旁存在过。”
十几年来，类似于万圣书园这样的书店，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城市里。而像颜峻和羽戈们一样，许多阅读者，在海量的图书大厦之外，找到了契合自己气质和审美的书店。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也曾有过类似的好时光。生活书店的门市部遵循创办人邹韬奋的教导，把书店布置得像图书馆，有的人几乎天天都去，比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还方便。而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店堂里摆着可供读者休息和看书的长椅和桌子，免费供应茶水。鲁迅夫人许广平后来回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后来，当内山在四川北路设店之后，沿用了漫谈的方式，这里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阵地，包括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及许多来沪访问的著名文化人士。
几乎半个多世纪后，随着以民营书店为起点的中国独立书店先后兴起，北京的万圣书园、上海的季风书园、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枫林晚书店、贵州的西西弗书店、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等在各地陆续脱颖而出，中国的读书分子才真正把阅读从一种求知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柴静说，几乎隔一两个星期她就会去北京万圣书园，在那里安静地消磨一个下午。她将万圣视为价值观相同且有独立思想的判断者，虽然这种判断不太会影响她自己的购买，她只是“看得出某些用心。”柴静举例，比如一些图书的摆放，并没有做任何的标记，而看懂的人都要会心一笑。柴静喜欢那种志趣相投的默契，她是万圣的客户，万圣主人刘苏里则是她的观众，她还记得刘苏里上来打的第一个招呼，“其实你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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