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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未竟之作:《怀念振铎》

  [编者按]:2003年,巴金即将迎来百岁生日之际,其女李小林将巴老1989年提笔撰写但至今尚未完成的文章《怀念振铎》公开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今特别登摘,以飨读者。

巴金《怀念振铎》手迹
巴金《怀念振铎》手迹

  《怀念振铎》(未完稿)

  (注: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续写)

  文/巴金

  一

  一九五八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

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我认识他以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禺,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禺也没有来。我非常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二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二三),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三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文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作声,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四

  不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

  我常常回想过去,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我不能尽说空话,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写了若干年的文章,论别人,也讲自己,好像有了一点心得,最要紧的就是: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说得到也要做得到。话是为了做才说的。了解这些,花了我不少时间,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

  五

  回顾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些好处,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不用别人提说,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误,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不过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这是内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过。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但十七年中间发生了变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状,反而以丑为美。再发展下去,便是残害人类的十年,将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振铎有幸,未受到这种耻辱。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都说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我终于想出来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站在批判台上,“造反派”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

  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创写回忆,一时出现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为活下去,才积累了经验,才有机会写出它们;但我明白了一点: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

  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文革”。我参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许多人,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来比去,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我绝不忘记。

  六

  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结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

  ……

  (未完稿)注: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续写。

  郑振铎介绍: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曾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与沈雁冰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前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遇难殉职。

  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

  (来源:《文汇报》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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