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案”再追踪
1950年代初，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活动如火如荼。据台湾学者徐宗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徐宗懋：《台湾共产党组织瓦解全过程》，www.c1c8.com)
此刻，中共台湾地下党最急需的是秘密电台。据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记载，在一份档案文号“44901－444048”的“蔡孝乾案”中写道：
“……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破获时(即1950年7月——作者注)止，其电台尚未建立……”
汪声和夫妇莅台，并没有立即与中共台湾地下组织接上关系；或许，也没有与大陆共产党有过联系。上引那篇悼念汪声和的文章称，汪声和牺牲“后经陈甫子同志向党汇报，组织上追认他为烈士”。
听汪声和的大学同学苏良沛先生说，他曾向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学郎新康先生问起汪声和的身份，郎说，“汪声和参加的是国际共产党”，———这或许就是前面魏大铭所述，他基本上与中共没有直接联系的原因。
他架设的电台，自然也没与中共有过呼应。因此，台湾情报部门起诉他服务苏共情报机构的可能性或许也是有的。他会不会早在成都华西坝读齐鲁大学就与苏共有了某种联系？
幸存者说
这个所谓“国际案件”中，如果说汪声和夫妇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众多的同案犯则是无辜受累。当年的国民党海军军校学生宋炯在回忆文章中披露：
那年……有三位同学因与廖凤娥(是李朋的密友)通过信而被牵涉到国际间谍及电台李朋、汪声和案，分别被军法判了刑。但是承办该案之保安司令部人员曾告诉这三位同学，“你们海军学生都很纯洁，不是匪谍，但为了扩大向国际宣传破获了苏俄电台，所以将你们也算了进去”。他们三人在监狱中很受优待，起先坐办公室，后来派他们管理福利社(如洗衣部等)及纱厂，经常可以出来办事。……(宋炯：《对46园地近期各方大作之补充说明》，北美洲海军联谊会URL：http：／／www.cnnca.org／modules／articles／article.php)
受牵连的案犯还有原华西坝金陵女大的学生黄珏、黄正姊妹。黄家姊妹在度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总算有个平静的晚年。回首过去，黄珏仍心有余悸：
我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
我的妹妹黄正在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先到台湾来。她来有她的目的，她想进台湾大学继续就学；结果她到台湾没多久就到孙立人将军处担任秘书的工作。
有天我在广州收到她一封电报：“陆亲部要办女青年工作大队，里头有社会工作。我向孙将军提到你是学社会学的，孙将军希望你能来帮忙。”妹妹的电报译错，“陆训部”写成“陆亲部”，我当时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关，反正当时台湾有很多单位，我想大概是新成立的机关罢。我想我是学社会学的，这样的服务机会相当难得……我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来台，在女青年大队开始从事训练工作……我是少校，负责儿童福利组，主要也就是想训练学员把军眷和孩童组织起来，该读幼儿园的读幼儿园，该上托儿所的上托儿所……
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老蒋总统复职；三月二十一日开始到南部捉人。我和我妹妹、潘申庆是首批被捉去的人。本来陈良埙也要被捉，但因为他是孙将军身边最重要的助手，孙将军不能一刻没有他，所以他才没和我们去。
黄珏的先生徐嗣兴医生补充：李朋原是南京中央社的新闻记者，他和金陵女大吴校长很熟、很要好，黄珏在金陵女大读书时，因为风头较健，很容易引人注意；金陵女大有活动时，中央社派记者去采访，就派这个李朋去，因此他就认识了黄珏。后来黄珏到了广州也碰到过他。再后来黄珏到了女青年大队，某日，正巧李朋来参观，又碰到黄珏，因此聊了起来。新闻记者总是到处跑，东问问、西问问，也没人怀疑什么。李朋到女青年大队也不是冲着黄珏去的，他是中央社的记者，由中央社备有公函给孙总司令，孙总司令交给政治部办理参观事宜，他也是到了女青年大队才发现黄珏在女青年大队服务。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位摄影记者金凯，因此帮她照了些照片。后来李朋案一爆发，办案人员在李朋处发现有几十个女孩子的照片，都一一找去问话了，如有在海军服务的、也有和他同居的护士。结果再后来，发现黄珏在孙将军处做事，这就有文章可做了。先是造成一种气氛，让人觉得孙先生周围有很多匪谍，女秘书是匪谍、女青年大队职员是匪谍等，而孙先生则是知匪不报，所以要下狱。后来有副总司令段赩因知匪不报，遭到枪毙，也是一种警示作用。保安司令部给黄珏、黄正她们的罪名是“因过失泄露军机”，判刑十年。其实以我当时是防卫司令部卫生处处长的身分，我都不知道机密在哪里，她们这些下级单位怎会知道军机在哪？(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做的“口述史料”1992年11月20日、1993年5月5日《黄珏女士访问纪录》)
往事如烟，而今恐怕谁都难以明白，当年那个巨大的“政治气球”是如何升空的，又造成了多大的冤情？
魂兮归来
汪声和重新唤起人们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末的台湾。
几十年来，曾受过1950年代初那场白色恐怖迫害的曾梅兰女士，锲而不舍地寻找哥哥徐庆兰的尸骨。徐庆兰是苗栗客籍人士，因“反政府罪”1952年罹难。1993年5月28日，曾梅兰终于在台北马场町六张犁公墓的竹丛里找到哥哥的埋尸处，接着又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37个形状类似的碑石。她打电话给当年同监的难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林丽锋。在林的带动下，互助会全力投入其事，先是找到当年参与下葬的一些老人，然后又寻获另外两个埋葬枪决犯的地方。最后，互助会找到了163座政治犯的坟墓，发现了201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其中包括汪声和(据说，汪声和的墓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波最先发现的)、李朋、廖凤娥的坟冢。(资料来源：小杉信箱的BLOG《走出六张犁》http：／／blog.sina.com.cn／u／1237866544)
2000年8月，台北市政府设立了马场町纪念公园，悼念在此被枪杀的所有政治犯。2003年1月11日，六张犁“乱葬岗”正式成为“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对民众开放。在六张犁公墓入口处，竖立着的黑色大理石烫金铭牌———“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不远有座墓志石，墓志石后是一座黑色大理石公祭碑，碑上刻的祭文是：
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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