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特别辩护:大律师与江青姚文元"过招"

　　第二次会面

　　江青狡辩：“错误的责任都是主席的……”

　　1980年11月16日，律师第二次到秦城监狱会见江青。谈话从朱律师向江青介绍傅志人律师开始。听完朱律师介绍，江青说：“今天我聘请你们，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给我包打赢官司，我要求你们给我辩护，帮我说话。我写了很多东西，也要给我的律师看。”

　　在江青的开场白后，朱华荣律师也阐明了来意：“律师是根据事实与法律来进行辩护的。”

　　“我想请问：什么时候开庭？”江青问道，“审理是要好几天，还是一天就结束？还想请问：法庭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外？因为我长时间坐汽车，头会发晕的。”

　　“对于你提出的问题，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我们会向有关部门转达的，你可以放心。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还是围绕起诉书来听听你的意见。”律师回答。

　　江青却绕开了律师的话题，说：“我的问题，要从‘文化大革命’来谈。我同主席结婚时，主席就不让我管社会上的事，给主席当秘书，每天给他报告国际上的事情，当然也研究一些政策问题。主席和我结婚时所说‘党和行政你不要管’，我一直是遵守的。我管社会上的事，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主席作了结论，并自己承担了错误的责任，很伟大，也不追究下面。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办事的。希望你们学习一下‘九大’政治报告和‘十大’文件。‘九大’政治报告虽然是林彪作的，实际上不是林彪写的，林彪写的没有用，叫林彪念，林彪不愿意，后来勉强念了，念错了好几处……”

　　江青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又说：“起诉书将我和林彪列在一起，真有点不伦不类，林彪是迫害我的，我是反对林彪的。”“检察院起诉书中所说我的罪，都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两次重大路线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的。在执行中，工作上有毛病，只能算错误，不能算犯罪。”

　　“你这样讲太抽象，太不具体，是不是讲具体点。”律师想让她进一步谈具体问题。“具体了还了得！”江青马上打断律师的话，“那个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总结：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了不得啦，任何运动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现在追究责任，责任问题是毛主席自己估价过的，他自己承担责任。现在又来追究责任，怎么办呢？就扣到我的头上。但是，错误的责任都是主席的，可以说我没什么责任……“1966年12月，有一次我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写了稿子叫毛主席批准的，内容是合法的……”

　　江青终于还说出一句真话来：原来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处的讲话、接见、指示，除了这一次之外，都不是毛主席批准的。“起诉书上都是捏造！”气急败坏的江青信口说道。江青不断用手指划着起诉书逐行地阅览着，她的这本起诉书上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地方，然后指着起诉书第3页上关于她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的指控，对“林彪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这段话中的‘酌转’两字提出意见说：“‘酌转’不能说明我有罪。”

　　江青稍作停顿，突然又瞪起眼睛对律师喊：“如果你们完全相信他们这种说法、这种指控，怎么能帮我辩护、替我说话呢？比如说，说我同林彪一起谋害毛主席，你们相信吗？”“我的身体不太好，如不能讲话时，要有人代我讲话的，我的脑子受过伤，血压也不稳定，脑力、体力上过分使用是不行的。所以需要有人帮我讲话。”

　　傅志人律师决定给江青做法律启蒙，他说：“看来有必要向你做个解释。你所说的让律师以你的名义，按你的意思，作为你的代言人进行诉讼，是民事代理行为。现在向你提起的是指控你有罪的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没有代理制度，而且绝对不允许有代理行为出现。所以你让我们以民事代理的方式，进行刑事辩护，是你对法律的误解，也是我们无法做到的，更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江青神态茫然，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说：“那就没有办法了。”

　　傅律师又耐心地说：“为了保障你的辩护权，如果你愿意委托我们作为你的辩护人，我们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对你有利的辩护意见。但是只能作为辩护人，不能作为代言人。”

　　听到傅律师这话，江青似乎失望地、又带着挑衅的口气说道：“你们站在他们的立场，怎样为我辩护呢？他们走得太远了，你们律师也受了影响。这样子，我就不麻烦你们了。”意思就是不委托律师作辩护人了。这次会见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