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发难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以自我爆炸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但毛泽东没有糊涂，他开始对江青的政治野心有所察觉，对江青开始进行遏制。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拒不会见江青。江青无奈只好在毛泽东住处最外面的那道门外边等候。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对江青重新认识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直至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江青想见毛泽东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提出申请，在得到毛泽东许可后方可见上一面。
1974年3月24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本来江青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1974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周恩来焦虑万分，他担心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便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王海容、唐闻生在25日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3月2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3月27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毛泽东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尽管如此，视邓小平为“眼中钉”的江青并不罢休。1974年江青竟然在一次有若干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话，明目张胆地妄言称：“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对江青如此的言行，毛泽东是清楚的，也是不满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众公开点名批评了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个工厂就不要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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