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作家每年围绕在马悦然周围的公关活动确有其事吗？
罗多弼：你是指作家去瑞典跟马悦然谈？这个有是有，但是比较少。但是不断有人跟他联系，发电子邮件，寄作品给他。
一方面，顾彬的论点有点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我们和你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用刘再复的话说，这几年，你们从一个独唱的社会进入到一个复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缺乏理想，需要重新开始有一个信仰。但为了寻找这个信仰决不能回到过去的时代。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之后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恢复了一个可以用的语言，最早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是王蒙、张洁他们那一代人。这和德国的情况很类似。你听说过一个叫“47年团体”的组织吗？二战以后，作家们认为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一个健康的语言。
南方周末：对，我知道。甚至歌德学院的成立跟这个都有关系。
罗多弼：格拉斯来过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我很激动，因为它非常重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里很有市场，跟“进化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有关系。你们和你们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认为，越是新的思潮就越好。既然“后现代”在“现代”之后，你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就更好。
南方周末：在瑞典像您这样想的知识分子多吗？您受过理想主义的教育，可比您年轻的学者也这样想吗———认为后现代非常荒唐？
罗多弼：你猜对了。很多瑞典年轻人对后现代很喜欢。我反对这个，跟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中国的经验告诉我，真理和谎言的区别不能是任意的。
“从孟子身上有所得”
南方周末：进入1990年代以来，儒家在中国有复兴的趋势。有好几派，有一派是新儒家，这一派里极端的人认为应该把儒家奉为国教。您对这种提法怎么看？
罗多弼：现在中国人在寻找药方，寻找信仰：儒家、基督教、新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我认为对寻找药方这件事应该持怀疑态度，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药。作为现代人，我们要承担的第一个责任应该是自己界定我们是谁，自己界定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参考别人的体系，这和100年前不一样。那时候你一出生，你就成了基督教的信徒，爸爸、妈妈、学校告诉你什么是对，国家像一个大的教会。但现在，每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有人面对这个任务有点受不了，就去找一个他们可以把自己寄托于其中的传统。这方面最极端的就是原教旨主义者。这个在我心目中就意味着，你不能为自己负责，你需要一个人或一个学术来托管你。
我不认为中国人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儒家传统上，但是儒、道、佛这三教传统都值得看，你可以随便看，保证能丰富你的人生。儒家传统里我非常喜欢读《孟子》，我觉得《孟子》看似简单，但有很多深刻的道理。我这么说不是号召大家学孟子，我是说罗多弼从孟子身上有所得。
南方周末：我能这样概括您的观点吗，任何信仰只要成为原教旨主义信仰都是非常可怕的。
罗多弼：不一定可怕。不过我的人生观是，如果一个人长大了，他就要对自己负责任。
南方周末：这是西方的文化传统。是康德提出来的。
罗多弼：是。不过孔子也说，“君子不器”。我想很多传统里都有这种想法。我对儒家的理解比较多，对道家的学习少一点，不过可以说我喜欢道教，道教有自由理想。
南方周末：北大学者李零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按出版物的数量计算，《老子》、《易经》、《孙子》对外国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孔子，为什么你把孔子当作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罗多弼：《孙子兵法》的销量有一个特别原因，因为有些人告诉西方人：如果你读这个，你就可以做生意。当然这是一种“东方主义”，跟现实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条宣传法宝，是说这个可以教人打仗，所以，瑞典最高的军事学校也读《孙子兵法》。
道家作品翻译得多，原因更深刻一点。我想可能因为很多西方人喜欢道家的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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