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不如读《红旗》？--专访罗多弼

　　可见，我当时已经对中国产生兴趣了。我差一点学了国际关系。不过我觉得哲学跟语言、文学关系更为紧密，它可以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

　　实际上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中文。

　　“文革”的爆发对我有相当的影响，1969年我就退党了，我觉得我的思想比自由主义党更“左”，我对他们不满，但也没有加入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1968年，我开始学中文，这里头有个契机，我听说一个叫马悦然的年轻教授，刚从澳大利亚学成回瑞典，教中文，很有魅力，而且他对文学的兴趣要比高本汉浓一点。我就去追随马悦然了。当时，欧洲到处在搞学生运动，我开始读毛泽东的书。

　　南方周末：那时候一个瑞典人能很方便地看到毛泽东的著作吗？

　　罗多弼：是。非常方便，什么书店都有他的书：精装封面，两层，上面一层是白色的塑封纸，下面一层是红色的，有毛泽东的头像。“左”倾的著作不止毛泽东，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九大文献，我们都有研究。

　　南方周末：是学者才研究吧？

　　罗多弼：不不，我们的报纸有很多文章，不仅左派看，比较保守的人也看。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对我们不太合适，但它在中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学中文的人这方面就更热情。

　　马悦然当时可能有点不高兴，有一个学期，他要讲《左传》，学生们说，读《左传》还不如读《红旗》杂志。马悦然很开明，虽然不高兴，也同意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觉得毛泽东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又红又专”，“红”比“专”更重要，我们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他说要“缩小三大差别”，我们也觉得不错，这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平等。

　　南方周末：该读《左传》的时候，你们读《红旗》杂志，那你们这一代汉学家的古文功底是怎么锻炼出来的？还是你们的工作语言就是现代汉语？

　　罗多弼：我跟你说的这个现象比较短，可能四五年。没有教《左传》而教《红旗》杂志这个具体的现象是一年。你应该意识到，瑞典的传统汉学就是古文，高本汉给马悦然上课的时候，教了三个星期的白话文，然后就是《左传》。到马悦然教我们的时候，大概三分之二是现代汉语，现在古文的比例更小了。

　　“看哪看哪，阿尔巴尼亚人！”

　　南方周末：您后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那段经历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罗多弼：非常重要。回顾起来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光之一。我第一次有机会跟中国人成为很熟悉的朋友，我生活在一个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环境里，非常之高兴。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光会看一些中文，但不会讲不会写。半年以后，我有机会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回到香港之后，中文大学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让我用汉语演讲我在北京的见闻。

　　还有两件事，我觉得跟我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有关系。第一件事，刚到香港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一些很残忍的故事。我当时想，他们说的也许对，但你从宏观的视角看，他们的经验还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好的东西，所谓“现象”和“本质”，正面代表本质，负面的是现象———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教训。这个观点共产党很喜欢用，儒家也有很多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面对具体，而不是笼统地抽象。后来后现代主义出来的时候，我也非常反感。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很极端的相对主义。当然，我明白“真理”这个概念很复杂，不过还有真理和谎言的区别，生活在中国的人应该最清楚这一点。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住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早晨我上街散散步，我就听到对面两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指着我说，“看哪看哪，阿尔巴尼亚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