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不如读《红旗》？--专访罗多弼

“中国的经验告诉我，真理和谎言的区别不能是任意的”

　　□本报记者　石岩　实习生　周华蕾

　　罗多弼1947年生人，属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上，罗多弼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罗多弼跟中国文学最深的渊源其实是他写于1980年的博士论文：《1928一1929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此后，他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思想史。

　　和许多在“全球左倾”的1960年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少壮派汉学家一样，那时候中国的一切都能引起这位远在北欧瑞典的年轻人的好奇。在家乡瑞典北方小城市的书店里，多卷本的毛泽东著作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遭到罗多弼和他的同学的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杂志》。

当年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罗多弼和他的同学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　　本报资料图片

　　同为“1960年代制造”的汉学家，罗多弼和他的德国同行顾彬有很大的不同。

　　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的圆桌论坛“汉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上，顾彬重提他几个月前抛出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这次的言辞更加形象、锋利：“19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是二锅头”；“中国没有话剧，没有小说”；49年以前的作家都是翻译家，49年以后的都不是，一个作家应该用外文的体系来看待自己的母语……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激动难捺，针锋相对地指出，因开骂中国文学在中国“暴得大名”的顾彬，以霸道而偏激的全称判断吸引大众媒体的眼球，已越出一个学者应恪守的界限；他为中国作家开出的学习外语的药方则更加不切实际，不通外语的沈从文同样写出让世人惊艳的文字。

　　罗多弼对顾彬的看法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学有远比顾彬的表述更复杂的现实。话题拉杂展开，自由散漫，然而其中很大一块居然是围绕“红色中国”的。看起来这是我们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罗多弼的笑容纯真、坦率，像一个坐着麋鹿突然降临的北欧小男孩。

　　“为什么美国不和红色中国建交？”

　　南方周末：说来有些话长，您是1968年开始学汉语的，那个时候家里反对您学这个专业吗？那时候瑞典人，比如您的家人对中国话是什么印象？

西洋传教士所绘身穿洋服、头戴假发的雍正皇帝像　本报资料图片

　　罗多弼：只要我愿意学习，无论学什么家人都不反对。我是在瑞典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刚开始我对外语特别喜欢，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背英文，接着又把俄语学了。14岁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记者采访高本汉，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起中国。那时他差不多45岁，我感觉他很有魅力。他讲了自己的很多故事，讲了辛亥革命，讲了他20世纪初去中国，路途很远，要坐船，到中国之后，他从海边深入到中国腹地，去山西太原调查方言，还要骑驴，还要和当地农民交谈……这一切对于十三四岁的我来说，太神奇了！那时，高本汉就是我的偶像。

　　几年之后，大概是在1963年，我代表瑞典去美国参加一个学生交流活动，在纽约待3个月。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接见我们，跟我们交谈。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不和红色中国建交？罗伯特·肯尼迪有些措手不及，他想了想，才说：美国只承认那些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只和那些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建交。他的答案并不能使我满意，我想，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美国也是这么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怎么能彼此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