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今年是王小波逝世10周年。10年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以生前的反神话写作构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一个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的神话。生前何等寂寞,身后又何等盛名。王小波在传播自由主义理念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他只是谈论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常识也有必要一说再说
王小波选择辞职,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并不是“拒绝成为某类专家、学院知识分子”,而是认为自己更适合写小说。他当初这样做时还远未成名,不可能有什么炒作的动机,所以绝非摆了个pose
要了解王小波“独立、自由的品格”,最重要的还是要读他的作品和言论。辞职做自由撰稿人固然可以说明他对自由的向往,但撰什么样的稿却不是无关紧要的
王小波说过:“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作为作家,他留下了几部一流的小说,这些小说恐怕更不容易“过时”。从这一点上说,他也会赢得长久的纪念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编辑 吴金 美编 康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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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王小波逝世10周年,3月30日开幕的上海国际雕塑年展拟展出王小波裸体塑像,却因遭小波家人抗议而决定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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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刚刚结婚的王小波与李银河在宿舍楼下
王小波的自由姿态
南都周刊:王小波逝世时,他的身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世间十年风雨,王小波已不再是王小波了,在媒介与公众间,他已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从一个独立于既有制度之外的自由职业者,到一个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知识分子”,这中间经历了大众与媒介怎样的解读及“文化想象”?所谓的“自由”究竟是在一个怎样的逻辑下被论述出来的?
朱正琳:王小波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判断,而不是一种“文化想像”。判断的根据是他的言与行。王小波是不是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按照一种约定俗成的见解,凡以自己的言与行争取和维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的知识分子,就可以被视为“自由知识分子”。依此标准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陆续出现,王小波只是其中的一位。公众就是这样判断的,因为他们已经用“自由知识分子”来称呼这样一些人。我认为公众的这个判断能够成立。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是个事实,而并不是被“论述出来”的。如果有谁想“追寻90年代的文化图景”,这个事实当然不容忽视。
南都周刊:学者朱学勤说: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被人们怀念,最值得言说的还不是他的写作,也不是他的风格,而是他的生存方式。辞职而写作,不仅意味着拒绝那一份薪俸,而且意味着切断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请问,独立于既有体制之外,拒绝成为某类“专家”、学院知识分子,对王小波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意义是什么?
朱正琳:王小波选择辞职,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并不是“拒绝成为某类专家、学院知识分子”,而是认为自己更适合写小说。他当初这样做时还远未成名,不可能有什么炒作的动机,所以绝非摆了个pose。不过,后来人们把他的这一行为解读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姿态,而并非单纯的职业选择也有一定根据。王小波辞职的最直接动因,不是因为觉得学校工作占据了过多时间从而妨碍了他的写作事业,而是因为再也没法忍受一周1-2次的“政治学习”。那种从“文革”沿袭下来的“政治学习”要求参与者“表态”,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征收话语捐”。对于政治学习这种“设置”,我们一般都应付应付了事,相当于应付一些繁文缛节而已。大体上也可以说是安之若素。但在王小波的感觉中,显然却侵害了他所珍视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从这一点上说,他的选择的确出自很鲜明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其意义则在于,这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普遍存在的人格分裂。
南都周刊:自由在王小波的身上,当然不仅仅是指他游离于社会文化体制之外的身份,更应指称他作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他思考自由,并以他独有的方式书写自由,去直面暴力与禁令、伪善的面孔之壁。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王小波那个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知识分子形象才得以体现出来?
朱正琳:这是当然的。要了解王小波“独立、自由的品格”,最重要的还是要读他的作品和言论。辞职做自由撰稿人固然可以说明他对自由的向往,但撰什么样的稿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写一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赚钱吃饭,那就不过是“下海”而已。这些年这样跳出体制“下海”谋生的自由职业者多了!王小波写小说,就坚持了一种“独立、自由的品格”,他的作品在他生前迟迟难以出版也许可算得一个证明。他自己说:“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点。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作如此理解。”因此他把自己的立志写作说成是一个反熵过程(不肯“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而后又补充说:“再顺便说一句,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反熵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写小说要坚持独立、自由的品格是十分自觉的。至于说到他的杂文,不仅充分表现了独立、自由的品格,更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他说得很清楚,他打破沉默写杂文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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