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为何危机四伏 重振文学须回归“大我”

　 当代文学为何危机四伏

　　市场经济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但这并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那些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两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创始人帕森斯在他的经典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讲到，一个人的社会活动总是要由四个要素来构成———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文学当然是社会活动之一，所以了解文学活动的时代大环境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学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故弄玄虚，更不是要骇人听闻。

　　大家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前不久对当代中国文学作了一个评价，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先声明，我并不同意他这种过于粗暴和偏激的评价。但是这位汉学家有一句话我是很认同的。他说：“德国文学也罢，俄国文学也罢，欧美文学也罢，它们中间总有一批作家的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声音，当代中国有吗？”这句话问得非常尖锐，但我觉得问得也非常到位。我们如果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自尊情感，不是抱着一种固有的文学观念，来看我们这一二十年的文学现状的话，就应该承认，我们确实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一批作家、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中国，代表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声音。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也就是二十来年的时间，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在中国，在上海，产生了一批文学巨匠、一批里程碑式的作品。他（它）们能够代表中国面对世界，代表整个民族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代表一种群体的生命诉求，告诉世人中国人想过一种怎样的日子，想追求一个怎样的世界，诉说中国和中国人的遭遇，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学中想探索什么。他们曾经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之自豪。而当代中国作家里有这样的人吗？我认为没有。因此，顾彬说这样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代的中国文学虽然不都是垃圾，但也的确存在一种危机。

　　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文学刊物的生存处境非常困难，很多刊物都只能发行几百份、几千份。《人民文学》的发行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十万份，跌到现在的只有四万份。上海的《收获》，发行量号称有十万份。但像《收获》这样的杂志全国有几个？为什么文学刊物没有人要看了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当代文学的状况吗？过去一篇短篇小说轰动全国的现象曾经多次发生。鲁迅就是以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享誉全国的。王蒙震动中国的也就是一个小中篇《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新时期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读者是奔走相告，作家们也是激动不己。那个时代文学和人民的生活，和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能让你激动得睡不着觉，能让你思索你的人生、你的文学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后来我们有电视，这对文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吸引了许多原先关注文学的眼球。此外，市场经济也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人们忙着赚钱，渐渐浮躁起来，难得静下心来读小说。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学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那些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两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不一定预示着文学必然消亡、必然衰落、必然疲软、必然苍白。据说，在美国这么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如果一份杂志的发行量在十万份以下，办杂志的人就会主动申请破产。那么我们就要发问，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当代文学处于如此一个窘态中？这一危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