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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