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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刘和平:大明王朝没有映射当下


宫廷戏和票友治史

千万不要以为,娱乐化的史学叙事必定能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撰稿/汪 伟(记者)

宫廷戏“正说”,有多正?

从前宫廷戏最喜欢拿清代说事。顺治因为汉族美女董小婉出家的故事,康熙的出身之谜,雍正帝位的合法性,他的暴死,乾隆下江南的风流韵事连带统治术(平衡以和珅、刘墉、纪晓岚为代表的臣子的技巧),光绪及其母亲慈禧太后的悲剧,末代皇帝宣统的前半生……戏说完了正说,正说完了戏说,产生了不计其数的电视剧。从娱乐匮乏到娱乐至死,都和清宫戏脱不了干系。老百姓津津乐道,到了21世纪,清代宫廷轶事普及的程度,和白蛇传这样的民间传说已差不多。

以“戏说”为特征的清宫戏,有一种低龄和反智的倾向。琼瑶女士的清宫剧《还珠格格》是最好的代表。低龄和反智也是眼下电视娱乐的一般特征,最火热的选秀节目都从琼瑶剧中吸收了营养,这是清宫戏对中国娱乐产业的巨大贡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戏说”突然从一个中性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宫廷戏,尤其是清宫戏太泛滥了,很多人,尤其是自认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一部分电视观众,腻歪坏了。电视剧编剧想出一辙。于是贬抑“戏说”,提倡“正说”,常常听到他们阐述编剧思路时,冒出一些讽世之说。好像人心大坏了,正需要电视剧的匡扶。宫廷戏的重点从爱情转移到了权力,挑选演员的趣味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一些大眼睛的男女小孩都渐渐销声匿迹,长胡子的形象渐渐占据了电视荧屏。

衡量宫廷戏匡扶人心的业绩标准,还是收视率。汉武帝的“盛世”和“武功”,正中愤青之意,有一段时间,网上常常看得到“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叫嚣。可惜生命力不长,甚至比不上唐宫廷戏的持久不衰。武则天的故事毕竟深入人心,她的权力生涯和后宫生活千百年来都是观众臆想的中心。围绕这一点,后来产生了《大明宫词》这样据说是莎剧风格的唐朝时装剧,还有狄仁杰探案一类的悬疑剧。前者满足了一小部分人对电视剧品位的苛求,后者满足了大部分人对剧情的渴望。

尽管“正说”了,我们都知道,宫廷戏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和所有电视剧一样,宫廷戏的本质是娱乐。低龄和反智是一种痒处,严肃和正说是另一种痒处。不看电视剧,对大多数温饱之后的国民追求的有品质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更何况,古装泛滥的电视,总是让人沮丧的。从清宫到唐宫汉宫,到底有多少区别呢——这顶多说明我们的当代生活太紧张,太现实,缺乏可以娱乐的元素罢了。

娱乐化的票友史学

《大明王朝》是明朝宫廷戏,自然也是强调“正说”,据说在反腐方面还格外有道德寄托。我不知道有多少官员每夜守着湖南卫视接受道德教育,更不知道这种教育的成效如何。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应该都很有限。

相比较而言,明史票友们治史的成果,比明朝宫廷戏的教诲价值要大得多。今时今日,但凡识几个字,还在追求上进的文科青年,大抵都知道“十年砍柴”、“当年明月”这样的网名,更努力时髦一点的,可能还读过他们的书。据说《明朝那些事》、《皇帝、文臣和太监》和《帝国政界往事》这些史学票友的著作,销量都颇可观——虽然赶不上《品三国》、《论语心得》一类大红大紫,和学院派明史著作而言,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票友治史渐成规模是这几年以来的事情。多年以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股市操盘手姜鸣写过一本晚清海军史——《龙旗飘扬的舰队》,曾经很是轰动。这部著作其实很专业,很学院;轰动之处在于票友操刀,而且有功力,有见地,出乎很多学院史学学者的意料。票友治史的另一个先行者是《炎黄春秋》的主编吴思,恰好也是颇有斩获的股民。记者出身的吴思不甘传统大报的沉闷生活,早早退出体制,一边炒股一边写小说,闲来写一些读史的心得,不管是《潜规则》还是《血酬定律》,都独辟蹊径,有所发现,激励了许多后学。

中国古代治史的主流是史官的著述。因为涉及到对权力的评价,著史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史官某种程度上有世袭的性质(司马迁的父亲也是史官),他们秉笔直书的动力,一部分来源于家族信誉。权力至高如皇帝者想干预历史的书写,有时候也不得不受到史官家族传统的抵制。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受了腐刑的羞辱,但不愿意自杀,他要完成《史记》。他笔下的汉武帝形象自然不大妙,但是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

治史从国家权力解放出来之后,民间学者也著史,然而危险的程度并没有稍减;清人治《明史》曾经引发了牵连广泛的文字狱,就是一例。皇权覆灭之后,治史的权力从国家机器过渡到了研究机构。史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基础性的人文学科。治史是一种专门的学问,需要长期的学术训练。政治权力变成了一种知识权力。平常人等,仍然被排除在了史学的门外。

票友治史的出现,说明跻身学院不再是研究历史必不可缺的条件。史学票友们自然是很强调写作的娱乐性的,和学院史学相比,这是票友们的强项。他们用娱乐化的叙事赢得了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票友治史和百家讲坛属于同一种性质。票友们的成果大抵类似读史心得一类,也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但对有些温饱之余仍在追求有品质的生活的读者来说,他们打算增进一点历史知识的时候,总算是多了一种选择。

票友为何热衷明史?

清宫戏在宫廷戏里面一枝独秀,票友治史也有侧重,明史就是眼下的热点。

从前的知识分子,对明朝向来是不大佩服的,尽管文官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朝代,但一般认为,流民建立的明朝,其统治者也有鲜明的反智倾向。

朱元璋发明了一种羞辱性的刑罚,大臣触怒皇帝,动辄被扒去官服,交由太监打屁股,称作“廷杖”。明太祖“以重典驭臣下”,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他为了“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不惜采取“恐怖政治”:“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1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称明太祖其人“自私惨刻”,“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小权也要独揽”。为了巩固皇权,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植党”被处死,“胡党”被安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开国功臣及其家属前后被株连有3万多人。

樊树志认为,特务政治也是朱元璋的一大创举。尽管有都察院负责监察官员,明太祖又另设检校和锦衣卫,直接对皇帝负责,监视官员一举一动。“胡惟庸案”之后13年,锦衣卫指认大将军蓝玉谋反,连坐处死者达1.5万人之多,将朝中将领几乎一网打尽。

明太祖的残忍刻毒,一部分变成了朱氏王朝的集体性格。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中说,“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有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朝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很多谏言的大臣是被廷杖而死的。受刑者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朱元璋和他的子孙最喜用廷杖来惩治违背皇帝意志的官员。明武宗朱厚照一次廷杖大臣30名,打死或伤重不治者11人之多。他的堂弟、《大明王朝》的主角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曾一次拘禁大臣134名,其中16人死于廷杖。

对历史学家来说,明朝皇帝不仅凶残,而且喜欢毁灭历史证据,掩盖真相。黄仁宇又说,但凡牵连广泛的大案,“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明代的专制尽管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但惨案发生的时候,史官不敢实录,法令严峻,民间也不敢记载,历史的真相就渐渐消埋。

明代的历史因此极其曲折。从皇室到文官集团,常有血腥的权力斗争。黄仁宇称明代治国重道德而不重技术,尽管有郑和下南洋的壮举,但是整体却停滞不前。令人扼腕的是,这个时代的欧洲正经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浪潮,欧洲海洋国家控制世界的历史格局,正在形成。

明代成为票友治史的第一选择,曲折的宫廷政治是一方面,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变化是另一方面,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大流行,是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清宫戏实在是太多太滥了。

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宫廷戏普及之前,皇帝家族的生活在普通人看来,是很神秘的,现在固然毫无神秘感可言,但我们又知晓了一些什么呢?电视剧提供的常常是错漏百出的历史知识。对于票友治史,我们也应该留一个心眼,千万不要以为市场利润必然带来学术自由,千万不要以为,娱乐化了的史学叙事,就必定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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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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