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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曾想取代蒋介石(图)

宋美龄女士纪念馆,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宋庆龄(右)、宋美龄(左)、与宋子文(中)。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宋庆龄(右)、宋美龄(左)、与宋子文(中)。

  “临危受命”中走上峭壁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个星期前,他刚刚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代院长。

   封面选用的是一幅宋子文彩色标准肖像画。他身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衫,系着一条蓝色方格图案的领带;方方正正的脸庞,戴一副眼镜,眼神不活泼但也说不上呆滞,似乎更近于平静。宋子文出生于1894年,那一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海战;1944年则是中国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时,前后相距整整半个世纪。于是,在肖像画作者的笔下,年过半百的宋子文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醒目地被点染出斑斑霜色。耐人寻味的是,洋派十足的宋子文的脑袋周围,安排着最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景致——左边一座七层古塔,右边一尊威风八面的石狮子,头顶上则是北京故宫一片壮观的“飞檐”。

   “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的称谓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句说明。

   “峭壁之上”,简单的几个字,勾勒出1944年中国的严峻局势: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的冲突白热化,最后,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将他召回;盟军在这一年6月成功登陆法国诺曼底,与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东线的苏联战场相互呼应,欧洲战场接连告捷;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却在中国战场上大举进攻,使中国面临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美国特使赫尔利的延安之行以失败而告终,国、共两党继续对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内战的阴影却越来越浓重……在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而又忐忑不安的场景中,中国走到了1944年的尾声。

   宋子文正是在此情形下——自1939年以来一直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12月4日让出这一职位——由外交部长改任行政院代院长。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十几年间,这已经是宋子文第三次出任代院长的职务了。他的每一次出面“代理”,似乎都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宋子文第一次任代院长,是在1930年9月25日,原因是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三天前(9月22日)病逝。此次宋子文任代院长的时间不到两个月,随即由蒋介石兼任。第二次任代院长是在1932年8月,时任院长的汪精卫因与张学良矛盾激化而辞职,故由宋子文代理。7个月后的1933年3月,汪精卫从欧洲归来,重新担任院长。如今,1944年12月初,在蒋介石面临内政外交诸多危机之时,宋子文又一次被请出山。

   宋子文这一次出山,“临危受命”的意味更浓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位匆匆的过路客。自1945年5月底正式就任院长,一直到1947年3月离任,复由蒋介石取代,此次宋的整个任期达两年零三个月。

   他不是“蒋身边的人”

   在现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是与“四大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兄弟)“四大家族”,就是“蒋家王朝”的代名词,他们的兴衰即是一个时代的兴衰。

   但是,几年前,当笔者阅读1943年3月1日的《时代》时,却注意到,至少在当时的外国媒体眼里,宋子文并不属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这期《时代》的封面人物是宋美龄,除了封面人物的报道之外,《时代》还用一个页码的篇幅发表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并配发一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写道:

   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能吃苦的人。(《时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一一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唯独宋子文除外。笔者感到好奇,当即在笔记本上注明一句:“注意:无宋子文。”后来,当又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后才发现,其实不只是《时代》的记者,当年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做不同的人。或者说,在宋、蒋与共产党相对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乐于看到他们的差异与矛盾。

   毫不奇怪,宋子文这样一个出身于牧师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那些与蒋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等,更让美国人有着浓厚兴趣和偏爱。在介绍这位封面人物的教育背景时,《时代》就明确指出:“被委以重任挽救中国的这位中国人,既是亚洲人,也更像一个美国人,或者说他可能希望能做到这样。”

   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即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顿”。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决裂,一夜之间,血色浓重。历史突变,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一下子推到了他必须做出抉择的境地。

   一个“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在犹豫中,看着蒋介石的战车呼啸而来。宋子文最终抛弃了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间派立场。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陈友仁等流亡苏联,宋子文则转而与国民党右派结盟,站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中,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在《时代》的报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干,其性格与作风也与其他政府官员颇有不同:

   作为财政的监管者和对“贿赂”的坚决反对者,宋子文对众多衣着华贵的官员十分反感,气恼地打翻过数不清的茶杯。他对托人说情和当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欢坦率交谈,尽量减少繁文缛节。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午饭或扎堆儿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时代》,1944年12月18日)

   宋子文与姐姐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倒也没有完全淡化彼此的亲情。抗战爆发后,一位在香港结识宋庆龄的德国姑娘的说法可作佐证。这位德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是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便在杨虎城身边发挥过重要作用。王安娜这样说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128页)

   于是,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

   “欧美派”策划架空蒋介石

   尽管搭上了蒋介石的战车,被视为“欧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其实在不少问题上与蒋介石经常存在着矛盾和分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遂与蒋介石发生了自192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时代》这样写道:

   宋子文对日本侵略满洲和热河,发表了最直言不讳的讲话。委员长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宋则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从此,这对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蒋的连襟——温文尔雅的山西银行家孔祥熙。(《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被解除职务的宋子文一度赋闲在家。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即任命尚在美国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在中、美业已成为盟友共同对日作战的新局势下,无疑,蒋介石需要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子文再度出山。

   但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依然存在。他对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进展也颇不满意。开罗会议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43年底,蒋介石前往参加开罗会议,与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丘吉尔首相会谈。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令人生疑的是,他竟然没有让外交部长宋子文随同参加。相反,他带去的是前面提到的“蒋身边的人”中的王宠惠和董显光两人。他们中的前者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和立法院院长,后者是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负责对外宣传。由此可见,蒋本人也没有把宋子文看作是“身边的人”。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担任过史迪威将军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在回忆录《抓住龙尾》中讲述的故事,让笔者有了意外发现,对民国史中的权力角斗也多了一个视角。原来,在1942—1944年间,宋子文与蒋介石暗地里曾有过一次较量,以美国势力为背景的宋子文,试图架空甚至取代蒋介石。戴维斯回忆说: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员长任命为与居心叵测的美国人打交道的代表。虽然蒋的内兄有外交部长的头衔,委员长对宋的权力却严加限制。蒋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半个美国人的亲戚。

   他知道宋觊觎他的权力,曾经策划踢开他,给他一个荣誉职位,而把政权接管过去。1942年下半年,宋曾经力请史迪威支持来做一笔交易,如果成功的话,将会使外交部长对中国军队取得广泛的权力。史迪威的反应是有保留地不承担义务,提议也就没有结果了。

   在蒋宋王朝内部,具有非常突出的阴谋特色的策略转变之一,就是宋转而反对史迪威。他开始对史迪威施放明枪暗箭,然后于1943年9月15日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份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这项计划要求指派两名未予明说的中国军官任最高司令和参谋长。那样一来,蒋的最高司令将被取代,但是保留了他的国家元首头衔;而史迪威则将被剔除掉了。总统把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告诉了马歇尔,被马歇尔给否掉了。(《抓住龙尾》,第363页)

   野心对于宋子文也许是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却只能被戴维斯及许多西方人士看作是一种空想。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

   根据戴维斯的回忆,1944年6月来到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之后,对宋子文颇有好感。认为:“与蒋相比,外交部长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华莱士甚至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他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

   《时代》发表了宋子文与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将军握手的照片。然而,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戴维斯,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了解。他坦率指出华莱士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因为宋没有那种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宋子文根本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

   他分析得不错。宋子文始终无法与蒋介石抗衡。所谓在抗战后期以“欧美派”架空或取代蒋的企图,其实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在历史长河中,连一点儿涟漪也没有蔓延开去。

   1949年,当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退缩到台湾之后,宋子文这个“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最终与蒋介石挥手道别了。他前往美国,在他最熟悉、最喜欢的地方度过余生。

  

   编后

   “《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系列,从1924年的吴佩孚到1944年的宋子文,中华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随着《时代》一个个呈现在我们面前。无论这些风云人物在历史上经历过怎样的跌宕命运,他们都在那段历史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也必然会随着历史而淡出。我们这个系列也到了与读者说声再见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松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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