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闻：章士钊冒险调解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

　　毛泽东（1967 年）3 月10 日

　　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予以肯定。但“个别人”的“情况复杂”, “尚难”如同章士钊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肯定”，那“尊计”也就只能“缓行”了。

　　在造反派丧失理智地“横扫一切”的恐怖日子里，像章士钊这种人，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多少遍，其理由也是万分充足的：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镇压学运的刽子手，鲁迅要打的“落水狗”，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封、资、修齐备，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俱全，谁能说半个不字？这一点章士钊本人比谁都明白。但他置上述一切于不顾，义无反顾地从中调停中共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真让够得上大仁大义大智大勇。

　　在此之前，当“红卫兵”抄了章的家以后，章士钊一怒之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不仅未加责怪，还将章信批给了周恩来，周利用这个批件，拟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 主人士名单，不少人是沾了章士钊这封信的光，才免遭劫难的。有人就以此为据，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壮了胆，他才敢“得寸进尺”，不揣冒昧、不惧风险地给毛、刘分别写这两封信。除此之外，人们尽可以再作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猜测。但是，无论怎么说，读过这封指责“文 革”为“动 乱”，认为给刘少奇加的罪名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信，我们还是不能不为章士钊不屈流俗的卓越见识由衷折服，不能不为他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冒险犯上的“樱逆鳞”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不能不对他的侠肝义胆、耿直性格与果敢作为表示钦敬。尤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像他这种经历极为复杂的民 主人士，自身尚且难保，能够这样做，更难能可贵，甚称共产党员之诤友。（《党史文苑》 王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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