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辄成百上千元的门票价格,让欣赏演出成为一种与平民百姓、工薪阶层无缘的奢侈行为。天价演出,“跳水”收场,这样的情形近几年屡见不鲜。一边是天价门票将平民百姓拒于剧场门外,一边是豪华剧场观众寥寥,演出商赔本赚吆喝,山西的演出市场“病”得不轻。
小演出火,大市场冷
2006年8月21日上午9时许,山西省文化厅市场处处长李培勇正忙碌着整理一些材料。在省委宣传部的动员下,他们对全省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摸底,刚回来就开始着手过滤这次的调研情况。
李处长很清楚,这几年文化市场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演出市场更是急需“医治”。从去年9月1日开始施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后,这个市场到目前为止依然一片“散沙”。小型演出不断,但是大型演出很少。偶尔举办几场大型演出,但是观众很不给面子,令承办方叫苦不迭。这让本地的演出公司不敢承办,外地的演出公司不敢进来,以至于让山西的演出市场成了一块无人愿意开垦的“处女”地,这正是令李处长备感头疼的事。
每天从晚上六七点钟开始,省城滨河体育中心“焦点”演歌台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清楚,即便是50元的一张门票,再过一个多小时,这里也将座无虚席。
“焦点”演歌台是太原市现在唯一一家纯演艺的场所,它在2001年还荣获了国家文化部颁发的首届娱乐场所演出节目交流会最高奖。但“焦点”不过是“星星之火”,它未能也不可能“燎原”,它的演员大都是民间演出团体中的高手,充其量也就几百个座位,虽然它也在演出市场范围内,但它毕竟只是一家几百平方米的演出场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极其有限,说白了,它只是小型演出。
但是大型的演唱会和音乐会,在太原市则显得更为陌生。市民羡慕地看着这个明星在哪座城市开了演唱会,哪个大师又在这座城市举办了音乐会,但是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龙城却在这方面不见有任何动静。
其实,山西也有过不少演出,龙城也曾因名人而沸腾,但是由于承办演出方屡屡赔钱,以至于谁都不敢再轻易地碰这个“蛋糕”。
山西人“不买”名角的账
2006年7月29日晚在太原市湖滨会堂那一场歌声嘹亮、掌声如潮的独唱音乐会,曾让被誉为世界华人第一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动情。演出现场1245个座位座无虚席,有些观众甚至还坐在过道的楼梯上欣赏廖大师的演唱。但是有谁知道,这次演唱会的2000余张门票并未售出几张,门票最终走的是“送出去”的道路。
其实,在主办这次演唱会前,两个主办企业山西煤焦集团有限公司和山西得一文化产业集团的老总就知道:“在太原开演唱会肯定赔钱,千万别指望靠卖门票挣钱,因为太原人都喜欢要票白看。”不得已,主办方最终以“高雅艺术为媒介,宣传企业形象。”而将票赠送。于是,廖昌永独唱音乐会可谓热情高涨、座无虚席。
曾一度在国内火爆的“超女”,今年6月在大同开演唱会时,只卖出可怜的300多张票,票房遭遇大冷,北京一家承办方抱憾而去。而另一家承办方的负责人郑文杰认为,此次“超女”来大同演出,主要是对大同市民消费水平估计不足,票价定得有些高,这是“超女”票房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这次“超女”演唱会投资了130多万元人民币,票房总收入还不到10万元,承办方可谓血本无归。
“要票”陋习破坏演出市场
多年来,山西演出市场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要票,从要票上体现个人的人际关系。于是,有钱的也要票,没钱的更是要票。
正是有了这种要票的习惯,不少演出公司在承办演出时,先找到大的财团进行赞助,然后给企业一些赠票,经过一定的成本核算后,在预计不赔钱的情况下,才敢于组织演出。
省演艺中心的有关负责人这样感叹:“有着600个座位的演艺中心,有些演出的票房收入才1000多元。我们这儿基本上是送票演出,场场爆满;如果是售票演出,观众寥寥无几,很多观众送票都送惯了。”
据记者了解,这几年,大型演唱会在省城也曾举办过几次,但逐年减少。“赚不到钱,人家谁还来?几个演唱会基本全赔。”多位业内人士发出相同的感叹:“要票现象太严重。”
他们说,每次在省体育场举行的演唱会都会造成交通堵塞,观众可谓人山人海。但其中有多大比例的观众是自己花钱买票进入的呢?很多观众是通过权力、关系或其它手段找到免费票来看的,这成了制约演出市场的桎梏。
“免费取得门票——主办方赔本——演唱会逐年减少”,这已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它导致演出市场的最终结果——省城人民从此欣赏不到现场大型演唱会。
演出市场“嫌贫爱富”
目前,市场化的演出业日益“富贵逼人”。一项统计显示,即使在人均GDP逾5000美元的上海,市民平均一年进剧场的次数还不到0.5次。过高的票价筑起了剧院门槛。而演出业的“嫌贫爱富”,成为城市中浮现的一种文化消费现象。
山西省演出公司的梁经理告诉记者,在北京和上海,购买一些大型演出票者主要有5类人群:一是驻华领事馆;二是独资企业;三是合资企业;四是三资企业;五是个体企业。他们多是用票来公关送领导,所以不在乎票价的昂贵。其次是文艺界和一些大学生,他们多是买些比较便宜的散票。
“就是有这么多购票者,但是也有不少要票者,并且看演出者每场也就2000多人。”梁经理说。“而山西的老板多是暴发户和农民企业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北京、上海老板的不同,他们宁愿请客户吃饭、唱歌、洗桑拿、按摩,也不愿意花钱买演出票送人,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一种浪费,与其那样,还不如请客直接交流感情。说白了,因为他们缺乏文化涵养。”
梁经理说,其实太原很多人都想看演出,但是不愿掏钱的人却很多,其实这主要是市民人均GDP偏低所致。
“晋剧是山西的地方剧种,在晋商鼎盛时期,山西的文化传播非常迅速,晋剧曾一度成为内蒙古、河北、和陕西一带比较流行的剧种,很受当地民众喜爱。这充分说明,当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必定能带动文化产业。”
票价成为市场关键
演出市场的现状固然与文化底蕴、经济繁荣程度有关,可单纯抱怨这些只能自毁前程,毕竟文化底蕴和经济繁荣是一个宏观和长期的概念,它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采访中,一些市民认为,票价是观众消费演出产品的价格,票价的制定应该首先考虑有没有买主,在这一点上,文化市场与其他商品市场毫无二致。与这个原则紧密相联的,还有市民目前的消费现状。
太原市民张先生说:“好的演出包含着给人民带来身心娱乐、艺术熏陶乃至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的功能,这正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文艺多年来所倡导的。如果单纯从某一场演出的票价来看,可能并不算太贵,几百元几十元人们不是花不起,但是与衣食住行、子女受教育这些开支相比,进剧场欣赏艺术毕竟是退居其次的事情了。从任何方面来说,我国的演出票都应该是面向大众,价位应该合理,使观众力所能及。也只有这样,“三贴近”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然而,市民所提的意见,一些演出公司的老总并非不知道,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难处,他们用“小心翼翼”来形容制定票价时的心情:“我们力图使最高票价不至于使观众抱怨太贵了,而最低票价对于观众来说花这点钱不算什么。”
为了尽量放低票价,缓解资金压力,演出商纷纷把目光瞄向企业寻求赞助,于是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之夜”、“××品牌+××个人演唱会”等冠名以及“××特别赞助”等。这样,演出商有了放低票价的底气,观众也有了适中的价位,而企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宣传,可谓“三全其美”。
“多条腿”走活演出市场
就山西演艺业而言,市场竞争力不强。虽然我省的从业人数、演出场次均居全国前列,但总产值和增加值却相对较低。
杨东文化传播中心总经理杨东认为,目前国内很多演出公司的经营仍处于“作坊”式的状态,山西现在还没有一家上规模的个人文化演出公司,有很多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很难再提升。
在山西,目前有四五家国有演出公司,两家最大的国有演出公司则是山西省演出公司和太原市演出公司。据了解,这两家国有演出公司目前都是事业单位编制,分别隶属于省文化厅和太原市文化局,而全省目前只有省演出公司具有涉外演出业务的资格。
除了这些国有演出公司外,大大小小几十家民营演出公司也跻身于这个行列。但是业内一位人士透露,这些民营演出公司几乎没有独立举办过一场大型文化演出,多是跑到地市为一些商场搞宣传活动,根本就没形成“气候”。
看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民众对文化的需求,业内一位资深人士认为,必须加大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把分散的文化资源用统一的主题、统一的管理、统一的程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开放利用体系,通过规模经营方式,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大型演出经营团体,发挥“大兵团作战”的集约效应。
他认为必须“多条腿走路”走活演出市场。首先,政府多引导、多扶持,而少参与组织演出活动;其次,要形成企业参与;最后,就是文化部门的自身努力。一旦打破了要票的观念,这个市场必定会摆脱“病魔”,走出夹缝,逐步好起来。
省文化厅的一位领导说:“我们刚刚在省委宣传部的动员下,对全省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摸底,这充分说明政府也在不断地培育文化市场,相信文化大省山西不会浪得虚名,文化市场一定会步入正轨。”
编稿手记
省城也算个大都市,但每年的高档次演出有几台?说出来让人惭愧;我们好歹也算知识分子白领一类,但每年有几次自掏腰包买票看演出?说出来也让人脸红。我们的高档饭店不少,高品味的剧场却鲜见,几乎还是空白。这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现状。
这表明,我们的文化消费能力很差。这里面有收入不高的因素,但更有观念认知的问题。我们总把文化放在意识形态里,认为是精神的,是受教育的,因此应该是免费的。相似的情形还有报纸,你看单位里那么多报纸有几份是自费订阅的?这在发达国家里好像不可想像。
还有一点应该挑明,那些明星大腕,为什么拿那么高的出场费?唱一首歌几万、几十万?要是观众掏自家钱买票哄起来的市价,咱也认了,市场经济嘛,稀缺为贵嘛。其实是有人买了大单,再准确一点,是有单位买大单,而这单位常常又是“国”字号的,直说吧,是国家买了大单! (山西商报 记者 张志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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