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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爬坡上初

  1982年的9月,我上初中了。大清早,拿着钱背着书包,出家门,踩着门前的石板路往北,去邀同年考上的大队书记小儿子、斌叔叔的弟弟老卫一起报名。没走几步,就碰到一个大大咧咧的婶娘从茅厕离出来,边走边系裤带,大嗓门问了一句:“伢子,去初中学校报名呀?”

  一看此景,我暗中连说晦气,心想完了,我的初中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从小我便有“老封建”之号,不愿意和女性多说话,哪怕是自己的姐姐。

我可以穿再破的衣服,就是不愿意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因为我觉得这是女人家的衣服,有一股女人气,对男人不利。小学三年级时为了防止男孩坐在一起顽皮,男女搭配坐一桌,每个伢子配一个妇联主任监督,把我调配到给同生产队的娇莲,我大叫一声:我不读书了!把课桌踢倒。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呆了。老师拿我这个成绩好的混世魔王没办法,“法外开恩”让我和一个大我3岁的弱智少年同桌。我俩一同桌就是三年,而且相处得非常不错。老家对女人有很多禁忌,新年出门打工不能碰到女人,新屋的大梁不能被女人跨过,祠堂门也一般不让女人进去。

  到了大队书记的家,老卫还在吃早饭,他爹----满脸络腮胡的书记一向很喜欢我,他穿着一个跨栏背心,躺在竹椅上问我:早呀,你读书的劲头比我家老卫足多了。上初中高兴吧?

  “高兴个卵子,一出门就碰到女人,还刚从茅厕里出来。”我忧心忡忡地回答。

  “哈哈哈。”旁边所有的人都在笑,笑我小小年纪讲究真多。

  我家距离初中4华里,从我爷爷原来住的老屋走廊走过,下一个山坡,沿着石板路往北走,往西能看到我毕业的小学校。然后沿一条石头建成的水渠走一段,经过一口水很深的池塘,便进入一片遮天蔽日的松林。-----这片松林有许多恐怖的传说,走在里面,再晴朗的白天,也只能看到地面斑驳的阳光,风吹着树林,松涛声似乎贴着你的脚跟,像是小孩子的哭声。因为这片松林里埋着一些夭折的小孩,他们没有资格进祖宗坟山,只能随便刨个坑草草埋了。听人说,这些早夭的小孩对上学的孩子是格外的嫉妒。如果不巧只有一个人经过此地,我会撒开脚丫子狂跑,或者大声地唱着歌为自己壮胆。歌声惊动了松林里的鸟雀,或者一两条觅食的狗,从里面窜出来,大摇大摆地站在路中间,挑衅地看着我,张着嘴,舌头老长,那公狗胯下不要脸地垂着两个大睾丸,甚至和母狗就在我面前若无其事地交配。我扔一块很大的石头,把狗吓走,才心有余悸地逃出这片松林。这松林留给我的也不全是恐怖的记忆,出松林有几块旱地,种着红薯,旱地旁夏天总有农民将草皮连带表层土堆在一起慢慢地烧-----老家叫“烧灰”,燃烧完毕后的草木灰是一种上好的肥料。早晨上学时我们常从地里挖两根红薯,塞进灰堆里,放学时经过,红薯已经煨熟了,香喷喷的。红薯在乡下是很贱的东西,算不上偷,只要挖红薯时小心一点,别将红薯藤拔断,伤着其根部就行了。

  走出松林,天地立刻开阔起来,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座山,经过几条落雨时满是泥泞的田埂,跨过一条四季都叮咚作响的小溪,我就开始这座山,爬上这道坡,便看到山坳中的凹地,两栋红砖房夹一块操坪,便是我就读的初中:言栗公社初级中学。

  这个坡真陡,约有近50度,一条我们用脚踩出来的路直通山顶,当我读鲁迅的《故乡》,里面说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形成了路。”立马想起这条三年来走过无数遍的坡坡路。路的左边,是一片矮矮的杉树林,叶子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鞭状物,是乡下母亲的最爱,用来惩罚调皮儿女天然的刑具,打在皮肤上针扎一样的痛,而不伤骨头;右手边是一块块阶梯状旱地,是学校的学农基地。那时还没有“退耕还林”一说。

  说起这片学农基地,还勾起一段伤心往事。初一刚开学,班主任便学“联产承包”的办法,把一块块地包给学生,入秋后种油菜。同学们为了在老师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干,劲头真大。纷纷从家里带来油菜种子,撒下去,再找一些草木灰当肥料,互相比着谁地里的油菜苗长得更好。我那时人小个头矮,可比大多数同学心眼多,在自己那块地里胡乱撒下种子就不管了,对同学们悉心呵护油菜苗很不以为然。我的理由是:到学校就是来读书的,老师瞧不瞧得起你,看得就是你的学习成绩。哪个在家里不种责任田,还用来学校学什么农?有个姓肖的同学,和我关系很好,是个特别认真的人,他家离学校很远,是寄宿生。油菜苗出来后,从早到晚只要有空就去边上瞅。一天下大雨,路滑,他跌倒了,从山上滚下来,把脚折断了,打着绷带带伤学习。就这样,伤没好的时候,他还让大个同学背着他去看油菜的长势,为此班主任在班会上专门表扬这种精神。听后我撇撇嘴,说了句:“这治脚的钱,不知道能买多少油菜籽,划不来。”----我这张嘴从小就不讨老师或上司喜欢,话传到班主任耳朵中,班主任又在会上驳斥了这种论调,说不要光看油菜籽值多少钱,爱劳动的精神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不过油菜花开后,满坡一片金黄,煞是好看,肖同学的腿也早好了。

  新生三个班,我和陈桃红都编在“尖子班”38班,班主任刘老师和我同生产队,他的父亲是我们队级别最高的官,在外面当区委书记,刘老师娶了远近有名的“一枝花”做老婆。刘老师是我见过最负责、最认真的老师几位老师之一。我总结自己的学习生涯,发现有一条有趣的规律,我小学、初中阶段那些文凭低、生活清苦的老师,反而更负责任,对学生更好,也许他们还没有被污染。越到后面读高中和大学,多数老师越来越不像老师。刘老师教我们的时候还是民办教师,直到我们初中快毕业,他通过函授拿到大专文凭,才转正为公办老师。

  但民办教师的身份一点不妨碍刘老师是学校的语文教学权威和骨干教师。

  报完名领书,我才知道这中学和小学是多么的不同。书厚厚的一摞,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植物、政治全得很,到初二还有物理,初三有化学和农业基本知识。

  对我们这些放牛娃来说,上初中才是正儿八经地读书。小学五年都是半日制,每天只学四个小时,然后就去看牛砍柴,就语文、数学两门课,没什么压力,基本上在玩耍中度过。甫入初中,就觉得气氛大不一样,弦一下子就崩紧了,老师在耳边每天念叨:用功、用功、用功。

  那年升初中,我在全公社考第三,前两名都姓孙,第四名姓隆,第五名是陈桃红。有一位成绩很好的孙胖子,从别的公社转学过来的,无法比较分数,我们都集中在“尖子班”。农村初中大凡成绩好的,要么其父母有一定的文化或者是大队干部、在外工作,要么他有好学习的哥哥姐姐做榜样,要么二者兼备。大多数真正的农家孩子是陪太子读书,领个初中毕业证回家。这六人中间,最终有三人考上大学:陈桃红、孙胖子和我,因此至今我们三人还有联系,少年时代的友谊维系下来也需要条件的。

  开学第一天,同学还没认全,同年级的37班----他们自谦为“渣子班”,就发生了一起“校园暴力事件”,一位化学老师的小舅子,也姓孙,孙是我们公社的大姓。他和一位同学打了起来,下手很重,将人打得鲜血直流。学校立刻给新生集合,校长训话。

  学校的两栋楼和中间的大操坪成三个阶梯状,海拔最高的那栋楼是一层楼,海拔最低的楼是两层,大操坪最中间有两棵高耸入云的杉树,用红砖围了起来。校长训话是站在海拔最高的那栋楼前,居高临下,我们在下面仰望。打架的孙同学被叫上来,接受训诫。这小子毫不害怕,对着大家面带微笑,校长气得说:“这个油盐不进的家伙!”那一刻,我们都认识了这位叫“成伢”的同学,他后来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初中毕业后顺理成章变成烂仔,在江湖上闯荡,打架无数,胆大心黑,渐渐地成了当地的大哥。我上大学有一年返校,坐在一辆客车上,客车司机是外地人,被他带领一帮小兄弟挡住,要求司机交买路钱。看他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想起了第一次认识他时他的满不在乎。也许只顾收钱,也许我的变化太大,他没认出我来。后来他被仇人杀死在牌桌上,江湖上混的人,这样的下场很正常。

  同学们刚刚熟悉后,我立刻觉得彼此语言的差异。全公社只有我们大队讲“官话”-----和邵阳市市民说的话差不多,而其他大队的人都讲“土话”,一种介入新化话和邵阳话之间的方言,一般说来说“官话”的,自认为洋气,有点优越感。可当我们大队几个人陷入“土话”的汪洋大海中,成了少数派,反而被他们取笑奚落。我们的同桌叫孙地光,两人斗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彼此的口音。

  再说说“言栗公社”地名的来由,公社驻地是江边的一个小平原,算是全公社最富庶的地方,分为两个大队,一为“言耳边”,一为“栗江”,公社就合称“言栗”。这样的取名法很常见,安徽由安庆和徽州两个大府合称,江苏则源于江宁和苏州两个大府。搞笑的是“文革”中改地名成为时髦,“言耳边”改成“英雄大队”,“栗江”改成“东风大队”,80年代后期又改回来原名,那时候言栗公社也变成了言栗乡。前两年,撤区并乡,言栗乡作为一级行政区域被撤销了,成为了历史名词。我所在的了田大队,相比较其他大队,田土更为贫瘠一些,所谓“了田”者,就是马马虎虎的田。所以其他大队的同学除了笑我们说的“官话”,就是笑我们大队的穷,人人会唱当地的两句民谣:“了田了田,没米过年。”

  学校再往西北走五、六百米,就是父亲主事的卫生院。有时候下课太晚,我就住在父亲那里。卫生院院长虽然是个芝麻官都算不上的职位,但院里的医生、职员自然对院长的公子很好,何况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煮饭的师傅和我父亲交情最好,他的女儿认我爸爸做干爹,他的二儿子和我同学。我父亲喜欢结交三教九流,在他眼里,没有谁比谁低一等,当地有名的职业乞丐“送伢子”和我父亲差不多大,到我家就会被请到桌上喝酒,称兄道弟。大队有一位当过土匪的老头,他的儿子后来娶了我的堂姐,生前常常感慨,“文革”时虽都瞧不起他,包括一般种田的农民,而我父亲作为国家干部,却对他很尊重。----这人在改革开放后扬眉吐气了一把,他有八个儿子,每个儿子又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分田到户后和谁有了争执,他家十几条汉子往那里一站,所有的人都会乖乖地退避三舍。因为父亲和煮饭大师傅的交情,我去卫生院,大师傅会变戏法似地端出大肥肉给我吃,自然那就是我心之所系的乐土。

  在父亲的房里,我第一次对电灯有印象。-----我出生在县城,应当那时也有电灯,可刚从娘肚子出来哇哇大哭的小孩子,哪能有记忆。旋即就随母亲回到老家,开始了点油灯。有天晚上,父亲有事出门,我在他房里,将电灯的灯绳,一次次拉开,再拉灭。

  我同生产队的羊拐子----“拐子”在当地有心眼多、人聪明的意思,比我高一年级,他父亲是信用社的,和我父亲一起长大,又都出去当干部了,两人关系很好,他那晚也住在他父亲的单位,在对面看到我将电灯亮了又灭了,第二天问我:“呵呵,电灯那个把戏蛮好耍吧?”

  我像有一个惊天秘密被人窥探似的,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电 灯,也就那样。”

  这位老兄我多年没见了,2005年夏天老家山洪暴发,有几位乡镇干部牺牲,当时全国媒体广泛报道。后来听母亲说,那个唯一的女烈士是羊拐子的妻子。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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