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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别了,小学校

  1982年,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当然所谓的意义,要到今天已事隔多年以后,我坐在北京的书斋里,敲着键盘,回望那些往事才有此感觉。身在其中的时候,日子如流水般从手指间滑落,而那时十一岁的我,急切地希望快点长大,长大成一个劳动力,根本不会意识到什么特殊意义。

  葬了爷爷,便是春节,春节过后,分田到户的第一年的耕作开始了,而我也进入了小学五年级下学期,那时小学是五年制,那将是我在小学的最后半年。

  分田的时候,曾经有人断言我家将没饭吃,因为父亲在外面工作,似乎无人能犁田耙田,而这是最重要也最基础的庄稼活。那年父亲满了44岁,已经不事稼穑26年了。

  父亲走出乡村,是很有些传奇色彩的,这个故事他给我们唠叨了无数遍。

  作为长子,高小毕业的他便回家务农,读过书的年轻人总不甘在山村里终老一生,他曾经偷偷地去验上特种兵,年轻时的父亲长得一表人才,能说会道,而且写得一笔好字和文章,属于农村青年中的佼佼者,去部队是很有前途的。祖父击碎了他远走高飞的梦,因为当时我的叔父才7岁,祖父又身体不好,哪能让他去当兵。那时已是高级社,在家学生了犁田耙田等一切农活的父亲,仍然怀揣着一颗逃离乡村的狂野之心。1956年秋天,18岁的他跟着堂兄也就是我的二伯去新田铺区公所送公粮,准备挑着空箩筐回家时,看到街上贴出告示,县里招收一批中医学徒,初小以上文化程度者可以报考。----新政权刚刚创立,百业待兴,人才匮乏,不可能像今天招聘那样,提前报名查毕业证书还要交报名费等等,那时候能写字的人估计就能参加考试。随身携带自来水笔的父亲-----可见他对在家务农是多么的不甘心,将箩筐给了二伯,说哥哥你先回家,别告诉家里,我去考一把。

  就这样父亲进了考场,就这样他考上了中医学徒。祖父还不愿意他离家,一向对祖父毕恭毕敬地父亲说出了“狠话”,再不让他去当医生那就干脆去当兵。祖父一琢磨,当医生在县城,离家近,当兵则不知道会去了哪里,权衡一番还是让儿子去当医生吧。那时候的培养中医还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跟着老中医唐先生朝夕相处整整三年,他出师了,而且后来又去省城进修过两年,年轻时的父亲刻苦而悟性好,很快就脱颖而出。

  现在田都分给了农户,父亲像所有的“半边户”男主人一样,操起了久违的犁耙。记得早春犁秧田时,几十年脚不沾泥巴的父亲,扛着犁牵着牛进水田时,有老人还将信将疑地问他:你还记得怎样犁田么?父亲很轻松地回答:这有什么?学会的东西就忘不了,和骑单车一样。

  将家里的田犁完、耙完,父亲就回他主事的卫生院去了,插田的活留给了母亲带着一帮孩子。哥哥正在念高中,得准备高考。家里主要的劳动力是母亲和初中毕业回家的姐姐。姐姐1981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学习成绩一向不好的她厌学。负担重的父母对女儿不愿意继续复读考高中,并不强求,我觉得父母也许还有一种就坡下驴的解脱。因为他们的三个儿子也都在上学,而且成绩不错。大舅在得知姐姐辍学后给家里写了一信,用了一个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词:“舍卒保车”。

 16岁的姐姐,成为我家分田后最重要的劳动力,甚至超过母亲的作用。生产队时候的我,还不到挣工分的年龄,一旦分田到户,谁管你年幼或是年老,只要能动弹的,统统地下田干活,这是为自己家里干活,那动力显然和在生产队完全不一样。一夜之间,全队消灭了懒汉,以前大集体时代最偷奸耍滑的汉子,也吃早贪黑在自己的田里忙活。

  第一年插早稻,我还没有真正感受到稼穑之艰难,甚至还有一些新鲜感。那一年风调雨顺,近三十年来第一次有明确主人的禾苗,在一丘丘田里喝着水,吸收着阳光,走过田埂,似乎都能听到它们拔节的声音。

 夏天来了,我小学毕业了。在小学毕业前,我小小地“辉煌”了一把,学校按照公社的要求,成立了少先队,我被任命为大队长,记得成立大会上,我事先写了两张纸的演讲稿,人模狗样地在辅导员讲话后,对着一帮孩子演讲,博得了老师的赞扬:这伢子有胆色。可那时学校和家长都很穷,没有钱买红领巾,更没有三道杠。老师说,那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们胸前没能佩戴,但只要我们心中有红领巾就行,心中记住革命先烈用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十年砍柴就这样当了半年没戴过红领巾的大队长,后来上中学砍柴当过班团支部书记,大学当过系学生会主席。其实砍柴也算党培养的好接班人。))

 初中在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要考的,但对我们小学的学生来说,只有公社初中可以选择,因此没有任何悬念,所谓“择校”我当时听都没听说过,似乎从本大队小学升入本公社初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年小升初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夏夜》。我从小就被训练成如何揣摩命题老师意图的本领,因此平时作文未必写得比老对手陈桃红强多少,但一到考场临场发挥,我的作文总能得高分。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应该生在科举时代。那篇《夏夜》,我写的是在村口大椿树低下乘凉,月亮当空,四野蛙鸣不已,年长的酉爹坐着给我们讲古,讲这个村庄的变迁,自然会讲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身作主人的欣喜。-----这一部分是我编造的,但我那时候就明白,大多数阅卷老师就是喜欢这类编造,只有这样编造才能得高分。

  一起开蒙的人中,只有我和陈桃红被初中录取,其他几位是留级生,包括大队书记的小儿子,即那位当兵参加对越战争被俘虏奇迹般回国的斌叔的弟弟。乡村小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就如红军长征,不断有人留级或辍学,能够直升进初中的都不多。那时候我们学校最有意思的一名留级生姓孙,是那位大队支部副书记的小儿子,他的大姐是我家族一位婶娘,他的大外甥和他差不多大,是我的族兄,长我两岁,他的一位外甥女和我同一年开蒙。这位老资格留级生先和他的大外甥同学,后来留级到我们班上,给大外甥女同班,后来再留级,给他的小外甥女同班。这就不能再留级了,无论如何得往上读了。他还有一个刚刚开蒙的小外甥,他父亲打趣他说:你可得一视同仁,把三个外甥外甥女都陪过了,最后一个你怎么能不陪呢?

 同时开蒙的还有一个本家堂姐,叫好秀,她的成绩很好,和我、桃红属于班上三架马车,完全可以顺利地升入初中。但因为分田到户了,家里缺劳动力,她父母是典型的农民,觉得女儿读完小学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不像我和陈桃红,父亲是在外面工作的干部,家境相对好一些而且家长看得更远。好秀没有参加小升初的考试就辍学了,她没流露出一点幽怨,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农村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太早明白了生活的艰难。

送礼好像是一种不需要大人特别训练就具有的学问,我们的班主任张建社爱抽烟,这人很好,就是脾气大,对不听话的学生动不动罚站罚规,乡下人孩子多,觉得老师体罚学生没什么不对,所以几乎没家长抗议。毕业的时候,不知道谁带的头,从大队代销店买了8分钱一包的“支农”烟送给张建社老师,一下子就传染开了,虽然农家都很穷,但8分钱的烟还是买得起,于是大家纷纷给张老师送“支农”烟。有的是偷偷地扔到讲台上,送礼而不留姓名,可见农家孩子还是很纯朴的。看到讲台上十几包廉价的纸烟,平时满脸严峻的张老师,那天说得很动情,首先说大家都是不挣钱的小孩,父母也不富裕,不应该买这些纸烟,然后对一个个学生叫出名字,表扬其优点。包括那些特别不爱学习的几位留级生,老师肯定他侠义,心肠好,手脚利索。而对我和陈桃红,他当然寄予最大的希望,他说他坚信能看到我俩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这所简陋的小学校,对我而言,就如鲁迅的“三味书屋”。门前两棵大樟树亭亭如盖,窗外是波光粼粼的一口大池塘,池塘的对岸,是一片松林。上课走神的时候,我会看到从松林里飞出一只水鸟,停在池塘的一片荷叶上,两只眼睛盯着水面,看有没有小鱼儿游动。告别这一切,我有些说不出的忧伤,好在因为有一所初中在等着我,那点忧伤,就像池塘里的涟漪,很快就平静了。

  很多年后,由于小学布局调整,我们村所有孩子都去4里外乡中心小学就读,这所小学校废弃了,卖给一个人办养猪场。有一年回乡经过此地,特意去瞅了一眼,看到的是一群猪在圈里抢食。我书声朗朗的童年,难道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到处是污水和粪便的地方度过?我宁愿相信眼前的一切,是幻觉。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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