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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

  分田后的喜悦还没有散去,接踵而至的一场变故让我家坠入悲伤中:爷爷离开了我们,去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爷爷能活到七十六岁,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人到中年后就多病,五十岁开始已不再下田干活了。他那个年龄的中国农民大多数不知道社会保障和现代医学为何物,除了乡土的郎中和几个请神送鬼的巫师,能在他们病时给予一些很不科学的诊治和安慰外,一切就得听天由命,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

因此,一点小病对爷爷那代人来说,往往是致命的,他生过好几个儿子,养活的只有我父亲和叔父,我父亲脚下面有几个弟弟,就是由于现在看来不值一谈的小病夺命。

  很幸运的是,爷爷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50年代末他一场急病,乡亲们都以为将要不治,最后被我父亲接到县里治病,挺过来了。60年初的大饥饿,波及每一个乡村,我的曾祖父就在那时候以九十六的高龄死去。已经在县城医院有一定地位的家父,也许面临着自己内心巨大的折磨,他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全部照顾,他只能通过打通关节,把浮肿得很厉害的爷爷,接到疗养院,逃过了饥饿,而一生嗜酒的曾祖父,临死前我父亲对他最大的孝顺,是半斤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弄出来的红薯酒。

  从我记事起,爷爷的身体反而看起来不错,除了有些哮喘。他自己常常很自豪地说自己有两个当国家干部的孝顺儿子,否则骨头早就朽了。分田那段时间他格外亢奋,等尘埃多定后,他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亩地,一人一半划分给我家和叔叔家,等着自己家责任田里的收获。

  就在分完田后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初冬中午,他自己起来热饭。----爷爷在老屋和叔叔家住在一起,叔叔在县城,婶娘就在我就读的小学当老师。一人在家的他只能自己对付中饭,突然跌倒在地。我的二婶----我爷爷一位侄子的老婆,知道叔父跌倒后,一个农村妇女哪有起码的医学常识,她只想把老人扶到床上,再通知我妈。如果让爷爷躺在地上等候救治也许会更好一些。

  妈妈赶到后做了初步的救治,然后爸爸和叔叔知道后,陆续回到了家。当时父亲已调任我们公社所在的卫生院当院长,他带了本院的大夫来诊治,说是脑溢血。----这个病我父亲从来没想到,他担心爷爷的是哮喘之类的旧病。

  苏醒后的爷爷在床上静卧了二十余天,开始一段时间他神志清楚。我和弟弟放学后,知道爷爷摔倒了,书包都没扔,就跑到爷爷的卧房去瞧他。

  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一束光线透过屋顶黑瓦之间一块玻璃做的“亮瓦”透射进来,爷爷卧在那张乌黑陈旧的大木床上,床前一个踏板上放着他的鞋子,还有尿壶。粗麻织成的蚊帐撩起来,我叫了一声“爷爷”,一向不苟言笑地爷爷那一刻非常慈祥,吃力地问我:散学了?以后要好好读书。我点了点头。

  接连的一些日子,他的病情越来越不稳定。医生建议抬到公社卫生院去住院,爷爷不同意,大约他知道来日无多,不愿意死在家外面,按照我们当地的规矩,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在家里停灵的,只能将棺材厝在村外。悠悠万事,于此最大,父亲和叔父当然知道老人的心思。呻吟之余,爷爷一遍一遍叫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哥哥,是长房长孙,那时候正在二十里外的县立高中读书;一个是我的堂妹,叔父的女儿。那时候叔父的儿子还没有出生,堂妹是爷爷孙辈中年纪最小的,才四岁。

  爷爷在一个冬夜离开了我们,我记得大约是腊月。那两天他的病情又看起来好转,有了些精神,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将离世的回光返照。总在他床前守着的儿孙们松懈了,母亲也回到我家料理一些家务。正好和我家交情很密的一位族叔----立叔叔家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当然是我母亲接的生。立叔叔在集体煤矿当工人,家道当时尚称殷实,他老婆嫁过来后好几年不育,求医问药有了儿子,当然要好好庆贺一番。农村办酒招待客人和乡亲后,那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请公社放映队来放两场电影。屋面前看电影很难得,我和弟弟都去了,没有搬凳子,因为惦记着爷爷的病情,站在一个山坡上看电影。那天晚上两部影片,我只记得第一部是赵丽蓉演的评剧《花为媒》,媒婆一出场就念白:“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十分喜庆的影片,用来庆贺新生命很合适。《花为媒》演完,换第二部片子的时候,姐姐来了找到我俩,说爷爷不行了,快去爷爷的卧房。

  等我和弟弟赶到时,爷爷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异常衰竭,但还有神志,看到儿孙环绕在床边,便放弃了和死亡的抗争,一下子闭上眼睛,永远地和他的亲人告别了。

  哭声立刻响起来了,母亲、婶娘和姐姐这些女眷哭声很大,而男人们,哪怕我等没成人的孙子,只能抹眼泪,是很难哭出声的。哭声稍停,就拿出已经悄悄准备的纸钱在床前焚烧。----这叫“落气纸”,给死者的灵魂带上,路上急用,无论阴阳,没钱总是不行的。母亲哭的时候,几十米外传来庆贺新生儿来到世上的电影音乐,看戏的人还没有散场。生与死,是那样的近。

  烧完“落气纸”,母亲和婶娘拿着水桶和纸钱,来到村口的水井前面,烧纸后再挑水,这叫“买井水”。感谢这口井供养了一个人一生,现在他去了,再不喝这井里的水,最后一次用这口井的水,是死后沐浴更衣。现在想来,这大约是一种公示,因为水井是一个村最重要的公共设施,在水井旁烧纸钱并哭泣,是通知全村人最有效的方式。听到了水井边的哭声,村里人都知道我爷爷去世了。红喜事需要主人去请人帮忙,白喜事只要得到消息,大多数成年人将不请自来,听侯差遣。----这是乡村熟人社会里流传很多年的互助方式。人接连涌现我爷爷的房中,我父亲请我爷爷的族弟-----贵爹,那位抗美援朝伤了脚的大队支委当主持丧事的把总先生,他识文断字,而且有威望,再合适不过了。所有人包括孝子在丧事期间,都得听他的。

  寿器是现成的,在我爷爷五十多岁那场大病时就准备好了。摆在阁楼上二十余年,隔几年请漆匠上一遍漆。因为厚而干燥,它成了爷爷的食品储藏柜,好吃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当我看到爷爷从黑乎乎的棺材拿出饼干和糖果给我吃时,心里总觉得恐怖,爷爷洞察我的心思,说:“有么子好怕的,爷爷百年之后都要躺到里面去,你怕爷爷吗?”听到这些,好像真的没什么害怕了,就放心地吃。

  谁人去请地仙看葬身之地,谁人去请纸木匠扎灵屋,谁人去请道士做法事,谁人来为死者沐浴更衣,谁负责丧事的酒席,把总先生贵爹有条不紊地吩咐清楚。

  主持沐浴更衣的好像是贵爹的母亲,八十岁的金婆婆,她是我爷爷的婶娘,辈分高而且有儿有孙,可谓福寿双全,最有这个资格。沐浴后,给爷爷换上五层新衣服----死者所穿的衣服总是单数,理了发,刮干净胡须,静静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让前来的人叩头道别。爸爸和叔父扎着白色的头巾,跪在一旁还礼。

  第二天的清晨,天还蒙蒙亮,从村外很远处传来唢呐声,清江庙的道士从西边来了,穿过树林,跨过田埂,唢呐不许换气,以显示其道行。来者两人,一个穿着道袍,戴着道冠,另一个则着平常衣服。自邓氏新政后,农村绝迹很久的旧民俗,包括道士师公作法,忽然一夜之间冒出来了。两位道士都和父亲熟识,后来听父亲说,那位穿便服的其实法术更深,但因为他当过农村干部,还入党了,不便穿道袍登坛作法。

  道士看过皇历,算出何时死者进棺,何时闭棺,何时出殡。棺材底洒上一层纸钱灰,上面用碗底盖上七十六个圆印,代表爷爷在世间走过的岁数。上面再铺着褥子,褥子下有几枚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铜钱,爷爷被抬进去后,棺材盖打开着,摆在已经布置好的灵堂里。灵堂里挂满一种类似藏族“唐卡”的工笔画,正中三副是佛祖、太上老君和孔圣人。三大圣人两旁,分挂着十二阎罗的像,什么“泰山王”、“宋时王”、“转轮王”之类,画上有阎王在根据死者生前的善恶在审判场景,有的人被罚进火山刀海。出了灵堂,房屋的走廊里,挂的画多是“二十四孝”、“过五关斩六将”、“千里送京娘”等宣传孝道、信义之类的画。这些画逃过了历史上最大的劫火,实属不易。

  那些我爷爷生前的好友或亲戚,抬着木祭箱前来祭奠,祭箱中摆着鸡鱼肉三牲之礼。祭奠仪式由一位老先生充当赞礼,赞礼先生拖长声音高唱着,祭奠者在道士的引导下,时而从棺材旁走过,来到刚刚为死者赶制出来的灵位前下跪,敬三杯酒,时而再退到棺材前跪下,低头哀思。赞礼先生高唱:鸣炮,读祭文。鞭炮声中,又一位老先生拿出事先准备的祭文“呜呜呀呀”地读着。农村已经没几个人会做老式的祭文了,无非按照老书中格式,开头和结尾套上“维某年某月年日以三牲不腆之礼祭于灵前曰”、“呜呼哀哉,尚飨!”中间全用白话文叙述死者的高尚品德和一生苦难。

  道士算好了时辰封棺,叫“闭殓”,有些生辰八字犯冲的亲属不得在旁。棺材盖一合,钉上大钉子,从此真的是生死殊途,阴阳永隔了,此刻亲人们哭得最伤心。

  出殡前一天晚上,我们这些爷爷的孝子孝孙通宵不睡,在父亲的带领下,扛着经幡,围着棺材一圈一圈缓慢地移动着,叫“转二十四孝”。此项程序完毕,道士主持“散花”,他唱着长长的挽歌,叙述死者的一生,赞美他的仁义,许多自愿前来为爷爷守灵的人,也和道士唱和。在挽歌声中追思。

  中国的红白喜事,总是场面大,闹哄哄的。据我所观察,似乎只有半夜时的“散花”,有一种肃穆的宗教感。夜阑人静,万物睡去,只有办丧事的家一灯独明,一群人动情地用歌唱叙述刚刚辞世者的一生。

  爷爷的一生实在太平凡的,他所受过的苦难,对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民来说,也很平常。尽管生于乡野,爷爷也曾出远门闯荡过,他年轻时上贵州给人做手艺,最后一次出远门是被日本人抓为挑夫。日本人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躲到大石山中的岩洞里,他不放心自家的耕牛,偷偷地爬回来探望,被抓住了。已经成人的大伯和二伯,还没有结婚,他俩和曾祖父说,去日本兵营两个换一个,把我爷爷换出来。曾祖父毕竟年长见过世面,立刻否定这种天真的想法,说:你们真傻,和日本鬼子还能谈什么交换?你俩去了人家多多益善。当了挑夫的爷爷跟着部队一直往南走,爷爷没有地理概念,不知道走到哪里,也许是广西,听同行的中国挑夫说,可能要出国了。爷爷心想,再不逃此生估计难回老家。在一个黎明,谎称去解手的爷爷,逃到大山中间,在荆棘中间卧了一整天,等日本人开拔后,才敢跑出来,一直往北走,终于找到了家。-----从那以后,爷爷没有离开乡土半步,他一生中最恨的是日本人,晚年说起来还咬牙切齿。

  第二天清早招待大家吃完早饭,便是出殡,我们那里叫“上山”。爷爷的坟地就在村东头,曾祖父和大伯死后都葬在那里,一个新挖的穴位,就是爷爷的葬身地,祖孙三代死后相守。葬地尽管离家近,但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哀思,送葬队伍故意绕很远的路,到大中午才来到坟地。已经是霜冻了,天很冷。父亲和叔父为了表示孝心,也是替死去的爷爷生前可能犯过的错误赎罪,打着赤脚,脚上就简单地裹着些稻草。出殡的队伍还特意从分给我家的弯丘,分给爷爷的月亮丘走过,让他最后看一眼自己家的水田。田里已经没有了水,变得坚硬,洒下的芍子草已经露头,正在生长着。

  埋葬了爷爷,送葬队伍回来后,要吃流水席,鄙乡将白喜事的宴席名之为“吃豆腐饭”,顾名思义,豆腐是主要的菜肴。同一天晚上,为爷爷“烧屋”,纸木匠扎了一栋有军人持枪守卫的大宅院。烧纸屋在后山坡上进行,一堆纸钱围了个圈,纸屋放在里面,旁边摆着“水饭”来招待看热闹的野鬼们。天暗下来,点火。道士很神气地拿着铁尺,围着火堆念念有词,据说是在呵斥那些没有房屋想来抢这栋纸屋的野鬼。纸屋焚烧时,所有的灰烬直直地落在纸钱所围的圈内,说明这栋房子终于归死者拿去了。

  爷爷的那根拐杖也烧了,但燃烧得不完整,留下了顶端的一小段,所以我那时总疑心在阴间的爷爷,柱着的拐杖也许短了一截。

  第二年是分田后的首年,全村大丰收。尝新的时候,爷爷只能接受我们的祭奠了,我坚信爷爷能闻到新米煮熟后的饭香,然后飘然而来,坐在我们旁边喝酒吃菜,尝自家田里所产的新米饭。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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