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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胳膊粗，在社会生活中一般都能当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节日。养在深闺里的女孩子，无非是没有任何社会行为的美丽“花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规矩距地混日子，几乎等同于“软禁”了。周作人说：唐以前的中国妇女是奴隶；此后，则彻底变成了物品。足见古代少女的悲凉与孤寂。大概，惟一能证明女性存在的节日是农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这个日子使数以万计的古代中国妇女兴高采烈起来，暂时合理合法地搞一回“密友聚会”或者“狂欢派对”。无论是显赫高贵的长孙皇后们,还是声明狼藉的潘金莲们,一个女人专属的节日令她们受宠若惊,心满意足,尤其在情窦初开、养在深闺的少女时代。可惜，过节也须戴着精神镣铐，看看那一天的“规定项目”，就知道“乞巧节”攥着怎样的潜台词了。

　　《荆楚岁时记》上写道：“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在男人说了算的社会，拥有一个强调自己性别的机会似乎是极为罕见的恩宠和荣耀，又陈列瓜果，又焚香祷告，形式上嘻嘻哈哈、一团和气，很有一点儿节日的喜庆气氛，那么，“结彩缕”、“穿七孔针”等游戏究竟是要做什么呢？还用问，训练针线活儿！在女性没有正式为人妻、为人母之前，未来的生活方式就已经森严地等候在前面了；即使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甚至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针线活儿仍然是“至死不渝”的事业。“乞巧”不过是哀求天上的织女星提高人间妇女的缝纫手艺与刺绣技术。但是，再出色的女红也不至于开张营业、养家糊口吧。

　　女人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搭手帮个小忙儿还凑合，她们绝不可能被当作家庭的物质来源和男人的精神储备。在男人眼里，女红就是消遣寂寞、打发时光，玩儿还能闹出什么花样来？“乞巧节”成为关在庭院中的游戏并让女人牢记自己是女人的仪式，这份廉价的欢乐是得到男人世界默许的领地，起码可以获得暂时自由的呼吸。

　　牛郎织女本来就是一对悲剧，民间居然忍心依托天上的悲剧构筑世间的喜剧，也许是仓促之间将就材料，更大的可能是，潦草地为女人们打开一片玩耍的场地，本来就没有其他材料可资调配。尽管悲剧不吉利，感情上皱巴巴的，但是还要为女人专门的节日指腹为婚。“乞巧”，乍一听，有趣；细一想，有气。但是胳膊粗的是男人，过节，女人也得学会忍气吞声。这很容易参照鲁迅先生的《南腔北调集》，他的《关于妇女解放》一文，显然是带有鼓动性的：

　　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实际还只是一样地给别人做玩意儿。一啄一饮，都听命于别人。俗话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的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那么，乞巧节是不是一个“好名目”呢？当然是。那么，又算不算空话呢？倒也未必。毕竟有那么一个节日惦记着女人的存在，虽说姿态扭捏、地位卑微，终归是“有聊胜于无”吧。

　　或说，好歹有女性的一个节日，男性怎么没有呢？这也不难解释，人们几时见过皇帝企求臣子的赏赐、富翁哀告乞丐的施舍？胳膊粗的人不在乎别人多得了些什么，那是他们瞧不上眼的一点儿蝇头小利。奢靡者并不关心安插一个怎样的借口过节，节日只属于那些急需慰籍、却又要什么也没什么的人。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