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有阴谋的“误诊”
第一个对须藤医生诊疗提出质疑的是建人叔叔。邓肯医生诊断后，建人叔叔认为“老医生”（指须藤医生，他比我父亲还大几岁）不行，提出更换医生。 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诊疗的疑点更多了，提出质疑的亲友也更多了，但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难以查证。1949年上海解放，母亲、建人叔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求帮助澄清，然而须藤医生早于1946年被遣送回国了。虽然失去这个直接澄清真相的最好机会，但多年来建人叔叔从未放弃他的怀疑和查证。
1949年10月19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把积存在亲友心中的疑团向社会公开。
1969年冬天，母亲去世不久，我被单位勒令交代“反江青”和涉外关系、个人的业余无线电台等问题，办个人“学习班”。几个星期之后，因患结核性心包炎等症在杭州用“险”药——静脉推注链霉素(
混合50毫升葡萄糖液)
治病，并住在建人叔叔家。在这难得相聚的日子里，叔叔经常与我叙谈往事，甚至久久郁积于心的疑团。我及时地记录了下来，直到1969年12月底。我在记录本上记写着这样一段话：“得幸亲聆建人叔叔的教诲，他虽年纪八十有三，但记忆力极佳，十分健谈，谈吐风生。且边讲边比划当时情景……”
建人叔叔的话，对我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对于弄清这件疑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这些话照录在下面：
鲁迅年轻时候身体十分强健，底子很好，很少看到他生病。胃病是赶考大步奔跑去考场，吃饱饭之后形成胃下垂所致。经常胃痉挛作痛，用桌子角顶住止疼。后来慢慢地恢复，而并非和章士钊笔战喝烈酒造成的。鲁迅在绍兴，偶尔喝点绍兴黄酒，也不过一小碗，并不经常。烈酒是不喝的。
邓医生（Dr.
Dunn）来会诊之后说：“肋膜里边有积水，马上抽掉积液，寒热会退下来，（这样下来）胃口就会开，东西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大。如果现在就这样治疗、休养，至少（还）可以活十年。如果不这样治疗，不出半年便死。治疗方法极其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乎我自己治疗的。”
还说到是不是需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和拍X光一样。”说得十分有把握。
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一直否定肋膜里有积液，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予以承认、才抽肋膜积液。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有能力诊断出肋膜积水的。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通过冯雪峰的妻子转告给冯，说这个日本医生不可信，应该换个医生。过了几天冯雪峰的妻子回复说，她同冯雪峰讲过了，他（冯）是赞成“老医生（平常大家对须藤的称呼）看下去的”。
岂知邓医生的诊断相当准确，到十月份鲁迅就去世了。距邓医生的会诊，正好半年。鲁迅去世后须藤写出一纸治疗经过、用药等等，你妈妈经常谈到诊断书前边一段是空话，说鲁迅怎么怎么刚强，后段讲使用什么药物，把抽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我和你母亲对须藤医生的可疑迹象，向中央汇报。你母亲同意应扣留须藤审查，待中央指示电报通知上海，岂知须藤在日本第一批侨民撤回时，已经走了。以致这件悬案无法得到澄清。
对照苏联的高尔基的疑问，也是多年之后得到澄清的。想起来鲁迅生病的时候，须藤医生代表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治疗，鲁迅当时断然拒绝，回复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方面决定些什么呢？
联系到鲁迅到病重前，他迫不及待地要搬迁到租界去居住，甚至于表示房子都不必亲自过目，只需我寻妥就可以，里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迁居租界，连房子都不经自己选择决定，只要我看妥认为合适就可以了，这里不知道鲁迅有什么预感，理由他始终没有向我讲。这件事距离他逝世很近。由于病况很快恶化，终于没有搬到租界。
(责任编辑：李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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