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医生明确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首先抽出胸部积液，抓紧治疗。治疗方法很简单，找位中国医生，照他说的实施就行。如果不抓紧治疗（自然是指按肺病治疗），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疗，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一件简单的随便一个医生都能做到的事，一个行医三十多年资深的日本医生却没有想到和做到。事实上从邓肯医生诊断到父亲去世正好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宝贵的时间里，须藤医生并没有针对肺病进行任何积极有效的治疗，他的治疗仍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治疗，或者干脆说是延误病情的无效治疗。父亲再活五六年、甚至渐渐恢复身体的希望就这样被葬送了。
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应治丧委员会之请，写了一篇《医学者眼中的鲁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对家属也是对社会、世人一个交代。然而这个交代并不真实。文章开头就说病人身体如何一贯不好，意志如何刚强的空话，后面还把抽出积液的时间提前了，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说鲁迅先生四十四五岁时已有肺结核的预感，并且他还提醒说两侧患过胸膜炎的人大概是会患肺结核的。既然须藤医生对父亲患肺病有所怀疑，有所提醒，那么为什么不照此诊断、照此治疗呢？
须藤医生出示的“病状经过”的结尾是：
（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时）午后二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五十二乃至四十六之间，脉软弱。110至114。体温下降，为三十五度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鸣尽去，左肺亦然。诊察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音，肋间也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Pneumothorax）”。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时起（原译文“半前”疑为“午”前），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午前五时二十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
主治医生须藤。
请看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治医生应尽的责任吗？！
作这个交代之后，须藤医生从此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后来得知，他仍在上海行医，并担任过两任日本民会议员。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乡冈山开设诊所，1959年去世。后来经有关人士证实，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组织，再加上须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种种异常之处，所有这些都是足以启人疑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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