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医生明确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首先抽出胸部积液,抓紧治疗。治疗方法很简单,找位中国医生,照他说的实施就行。如果不抓紧治疗(自然是指按肺病治疗),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疗,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一件简单的随便一个医生都能做到的事,一个行医三十多年资深的日本医生却没有想到和做到。事实上从邓肯医生诊断到父亲去世正好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宝贵的时间里,须藤医生并没有针对肺病进行任何积极有效的治疗,他的治疗仍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治疗,或者干脆说是延误病情的无效治疗。父亲再活五六年、甚至渐渐恢复身体的希望就这样被葬送了。
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应治丧委员会之请,写了一篇《医学者眼中的鲁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对家属也是对社会、世人一个交代。然而这个交代并不真实。文章开头就说病人身体如何一贯不好,意志如何刚强的空话,后面还把抽出积液的时间提前了,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说鲁迅先生四十四五岁时已有肺结核的预感,并且他还提醒说两侧患过胸膜炎的人大概是会患肺结核的。既然须藤医生对父亲患肺病有所怀疑,有所提醒,那么为什么不照此诊断、照此治疗呢?
须藤医生出示的“病状经过”的结尾是:
(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时)午后二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五十二乃至四十六之间,脉软弱。110至114。体温下降,为三十五度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鸣尽去,左肺亦然。诊察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音,肋间也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Pneumothorax)”。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时起(原译文“半前”疑为“午”前),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午前五时二十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
主治医生须藤。
请看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治医生应尽的责任吗?!
作这个交代之后,须藤医生从此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后来得知,他仍在上海行医,并担任过两任日本民会议员。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乡冈山开设诊所,1959年去世。后来经有关人士证实,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组织,再加上须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种种异常之处,所有这些都是足以启人疑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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