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七周年庆典，我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10点整，毛泽东出现在观礼台正中央。在他身旁是瘦小苍白的林彪元帅，后面是总理周恩来、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和外交部长陈毅。

　　以往我见到的毛泽东是个体贴他人、笑声不断的领导，神情总是很放松。但今天，身着笔挺的人民解放军制服的他看来有些僵硬，缓慢地挥动着右手。只见他脱下帽子，拿在手上缓缓挥动，群众则报以如雷的欢呼。

　　我发觉大家多少都有些不同。周恩来像其他领导一样穿着解放军军服，但已经不是1946年我在宣化店碰到的那个精干的年轻将军。他的绿色军装有些皱褶，而岁月和压力也使他看起来干枯，连嘴角都朝下挂了。接着我看到一个穿普通干部服的人向我走来，那是我的老朋友陈毅元帅，可我却差点认不出来，他老了许多。

　　名义上仍是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站在毛泽东身旁。突然间，他转过头来看身后，仿佛在寻找朋友。他的模样令我大为震惊。在老一辈领导人里，他的相貌最有贵族气质，眼神冷静，下颚坚毅。而现在，他搜寻朋友的眼神却闪着恐惧，还不时舔舔干裂的双唇。

　　11时左右，我走到观礼台后面的招待区。我看到邓小平一个人坐在桌前，拿着一瓶橘子汽水，虽然插着吸管，但根本没喝过。我也拿了一瓶橘子汽水走向他的桌子，“邓同志，我是李敦白。”我边说边向他伸出手，我想他可能不认识我。

　　“噢，是，是，是。”他露出歉意的微笑，“是，我认识你。”他站起身和我握手，然后我们都默默坐下来。我想着跟他说些什么，但他看起来极其落寞。

　　11时过后，毛泽东从观礼台上缓步走向后面的一排红丝绒沙发椅坐下来，点燃一根小雪茄。接近12时，游行行将结束，外宾们纷纷起来去找毛泽东在红宝书上签名。我也立刻跟上去。我挤到毛泽东身前，“主席。”我按一般的习惯称呼他主席。

　　“Ritten　berg”，他一音节一音节地念出我的名字，然后得意地大笑起来，“我学英语学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好像就是学不好。”“不过，您念我名字还是很准，”我说，“您能不能给我的红宝书签个名？”他从我手里拿走红宝书，再接过我手里的笔，有点困惑地问，“你要我在书上写什么？”

　　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但是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唯一能想得到的就是:“您的名字就好。”于是他就签下名字，竖写的“毛泽东”三字漂亮地落在扉页的边缘，一笔写成。于是，套用一句现代话语，我做了一回毛主席的“粉丝”。（摘自《红幕后的洋人》，美国人李敦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