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第四期：相声艺术该何去何从？

　　原题：七千人大会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本文选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连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毛泽东，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刘少奇，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毛泽东。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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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