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贺龙的病情很快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这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代材料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是什么地方的人？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说：“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下午5时，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剧烈疼痛。驻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向上级报告。4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做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贺龙病情急剧恶化。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三○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做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贺龙明确表示不愿去住院。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峋的大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做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969年6月9日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