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次阅改《纪要》，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将《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党，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处之后，又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又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刻让人为他代笔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并向刘志坚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审阅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同他后来多次说过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同他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当年名声显赫，被称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座谈会”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纪要》又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不仅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当然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纪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后手续，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

　　《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党，标志着江青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党正式亮相，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按照《纪要》的调子，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遭到连篇累牍的错误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军内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文元抛出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长文，挥舞“左”的大捧，诬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就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其调门之高，文风之霸道，令人震惊。《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大成就，并使“黑线专政”论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17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论据。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