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次阅改《纪要》,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将《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党,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处之后,又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又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 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刻让人为他代笔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并向刘志坚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审阅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同他后来多次说过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同他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当年名声显赫,被称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座谈会”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纪要》又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不仅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当然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纪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后手续,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
《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党,标志着江青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党正式亮相,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按照《纪要》的调子,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遭到连篇累牍的错误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军内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文元抛出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长文,挥舞“左”的大捧,诬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就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其调门之高,文风之霸道,令人震惊。《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大成就,并使“黑线专政”论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17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论据。
(责任编辑:李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