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阿波丸”的现实意义

　　2001年，有关40吨黄金与“北京人”头盖骨是否藏身于“阿波丸”的争论仍无结果，一直为“阿波丸”牵肠挂肚的张智魁上书国家领导人，力主再次打捞“阿波丸”。4月，他拿出了一份详实的《打捞“阿波丸”沉船可行性报告》。

　　《报告》说，70年代进行的打捞虽然没有发现黄金，但至少证明了各方汇总的有关“阿波丸”沉船物资情报的准确性。关于“阿波丸”中有无40吨黄金与“北京人”头盖骨的争议，是因为那次打捞的不完整。由于当时深潜技术和深水除泥两大技术没有过关，约1万立方米的淤泥掩埋着金库、驾驶台、客房及船员舱室和机舱，潜水员根本无法到达那些位置。中止打捞后，国务院和交通部多次派人到上海举行座谈会，听取对立双方的意见，最后，针对“阿波丸”上装载金银财宝做出“有大于无”的结论。在“北京人”头盖骨也在“阿波丸”上的重要线索出现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余伟超教授等许多专家、院士也呼吁彻底打捞清理“阿波丸”。

　　探谜、捞宝自然是打捞“阿波丸”的主要目的，而当时触动张智魁上书的，是2000年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海难。由于缺少深海打捞技术，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一度十分被动。

　　张智魁说：“阿波丸”在水下70米，通过对其大规模打捞，可以大大提高我国深海打捞技术，可以锻炼出一支深海打捞队伍。从长远看，这比珍宝、黄金更重要、更可贵。

　　张智魁所言非虚。70年代对“阿波丸”打捞后，有关部门曾总结：由于该工程的进行，使我国的深潜水医学研究获得极佳的实践机遇并取得重大成果。我国救捞队伍的技术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工程中采用了水下爆破、水下电割等新工艺、新施工方法，通过该工程获得的施工技术经验成为我国打捞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这次打捞也使中国的潜水装备工业有了产品质量检验、改进提高的极难得的实践机遇，不但使原有产品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还诞生了一批新的深潜水装备装具。

　　张智魁在上书和《报告》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掌握处理深海舰船、石油平台、海底输油管线事故的潜水与打捞技术，我们的海洋活动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利用“阿波丸”练兵，则是一举多得的捷径。

　　张智魁还设想：通过再次打捞“阿波丸”，中国可以借此建造一个多功能饱和潜水母船，集自航、铺管、饱和潜水于一身，填补国内空白。

　　谁来打捞“阿波丸”？

　　张智魁说，一家德国公司愿意提供打捞“阿波丸”所有的设备和资金，回报为出水沉船物价值的5%。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并没有批准这项合作。

　　南中国海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海船沉没在这片海域，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其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数量更为惊人。由于多数沉船中古瓷器的珍贵价值，国外专家称其为“海底瓷都”。

　　这片水下宝藏许多年来生发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也引来了一批又一批职业盗宝人，加上我国沿海一些渔民的盗挖，大量珍贵的古瓷、船只等文物被盗走、破坏。价值堪比秦兵马俑的“南海一号”沉船在1987年就遭受过一次劫难，当时一家英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缩短工期，采用了最简陋的打捞方法：一条2000吨的驳船，一架100吨的吊机，发现海下可疑物体后，就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除了部分金属器件完整，许多瓷器都成了碎片。

　　对于这些行为，中国政府往往无能为力。许多打捞出水的文物出现在拍卖市场，政府和一些爱国人士不得不用巨大代价购回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为加强对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通过一项公约，规定抢劫古代沉船及海底考古遗址的行径为非法，并建议各会员国对违反者根据对文物的损害程度给予制裁。公约还授权各国缴没非法打捞的水下遗产。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也明确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底及其领土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以处置，特别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这些规定提出的大多是模糊概念，缺乏操作性。

　　据张智魁介绍，我国有关法规明确，500吨级以上的沉船，地方和民间打捞企业根本无权过问。即使是500吨级以下的沉船，也因资质、设备等各种限制，将地方和民间打捞企业拒之门外。

　　“海底宝藏，我们不去打捞，别人盗取了，我们只能后悔莫及。如果允许国内私人公司打捞，或与国外有实力的公司合作打捞，虽然看起来拱手让出了部分宝藏，但得到的毕竟更多。”张智魁说，“我国仅有一个水下考古队，捞宝力量有限，国家的海上救捞局职责主体是救捞而非打捞。那么多的海底宝藏怎么办？难道是任由流失和毁坏？堵不如疏，如果在放宽政策的同时加强监管，国家不花一分钱、不承担一点风险，就能获得大量水下的无价之宝。”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