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他长我十来岁，已经有十多年党龄，是位阅历丰富的老资格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像我们小青年一样热血方刚，冲劲不减。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把他在延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和“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记叙下来，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带头联名上书，反对毛、江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汉口经潘梓年、章汉夫介绍，于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介绍信，经西安于1938年2月底到延安，报名入陕北公学学习。可能是由于我在去延安前，曾阅读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工团主义？》等小册子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十二讲》、《人类进化论》等比较通俗的社科书籍，有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又由于我是由潘梓年、章汉夫介绍到延安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因此，在4月间，我由陕北公学保送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经过考试和中央书记处张闻天、康生谈话，我于5月进入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

　　马列学院是我党为培养理论干部、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而创办的。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既有入党多年、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老革命，也有不少像我一样加入党组织不久的年青人。当时大家吃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学员之间非常平等，相互也无话不谈。世英同志是有家室的人，当然不可能完全同我们年青人一样整天在一起，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同世英同志不像和同龄的年青人那么熟。但有一件事使我了解了世英同志敢怒敢言、疾恶如仇的个性。

　　延安不大，人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和消息传播渠道。特别是受年青人瞩目和崇拜的党的领袖们的革命事迹和奇闻逸事，更是大家所乐道的。我上马列学院不久，就听说了毛主席要同江青结婚的消息。世英同志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世英同志在上海工作过，了解江青在上海时的一些不够光彩的事情，包括江青在上海从事进步工作时曾经被捕过，但在狱中表现不好；被组织营救出来后，她不再做基层工作，陷入了演艺界的争风漩涡，风流韵事不断；为争出风头，她在1936年蒋介石五十大寿时参加过为蒋献寿的演出活动等等。听到毛主席要同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他坐不住了。

　　一天，世英同志向小组里的同志们披露了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面目，并说，可能主席不了解江青的情况，如果主席同这样的女人结婚，不仅有损于主席个人的威信和形象，也有损于我们党的形象。大家听他说江青在上海时被捕过，表现不好，后来又很风流，同时也看到江青到了延安打扮得非常特殊，和其他的女同志不一样，所以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应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情况，革命领袖不能和上海滩上的“戏子”结婚。特别是我们这些年青人，一向看不上某些到了延安就去找老革命的女同志，因为我们觉得她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贪图虚荣，贪图享受。嫁了首长，她们就可以享受警卫员的服务，享受小灶。所以，我们这些自以为清高的年青人非常看不起她们。现在，江青这样的女人居然要嫁给毛主席，我们觉得她根本不配。

　　可能世英同志在小组里揭露江青的历史时，就已经决定给中央上书，如实反映江青在上海时的表现，尽力阻止江青和毛主席结婚。他在小组里说这件事，一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一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大家的反应更坚定了世英同志的决心。很快，世英同志联络了他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写了联名信，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世英同志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签名的还有陈雷、南汉宸等一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可能是由于世英同志看我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所以，他问我敢不敢签名，我说敢，于是我的名字也签在了后面。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