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圣诞门事件”我的一点看法
因为圣诞门事件，网上聚讼不已，我仿照连岳常用的“连十条”手法揶揄了十博士生一把，有人跑到俺的博客中，污言加之于砍柴，砍柴对此毫不在意，说我嫉妒“十博士生”也无所谓，呵呵，嫉妒或曰艳羡也是人一种常见的心态。 取得“三不朽”的晚清大儒曾国藩，曾经就坦言自己梦中羡慕某同僚钦点为乡试主考，得到了一大笔程仪。孔圣人尽管说过“可鸣鼓而攻之”，但好像不主张和人比谁骂人的嗓门大；亚圣不得已而好辩，但据理而辩之。
儒学在先秦时期，不是靠污言骂人不是靠强词夺理，而靠的是一种仁爱、宽恕、谦和、的力量，外柔内刚，征服人心，那时候孔圣和亚圣活得有些落魄，并不得志。而儒学取得准宗教的地位后，孔、孟二圣被帝王们请进庙里吃冷猪肉时，儒学开始有些“霸道”，面目便越来越可憎了。
这几年“国学”虚火上升，看起来很热。儒学当然不能等同国学，但它是国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考虑董仲舒以后儒学在中国思想、政治谱系中显赫的地位，所谓赓续（或者照人民大学校长的说法：脊续）传统复兴国学不能绕开儒学。
对于回头审视儒学对民族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及探索儒学在当下全球化浪潮中的出路，我一向持赞成态度，我也认为，自周公、孔孟以来，历代先贤大儒，给我们留下的思想资源，理应在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中，在民族道德的重构中，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我以为儒学若要在当下寻求一种“准宗教”的地位，继续强调尊卑等级，甚至为新的个人权威统治张目，并以此来换取庙堂的支持，那是刻舟求剑，时势异也，如此不亦谬乎？打扮成现代“儒者”致力于此的人， “腐儒”、“小人儒”都算不上，而是“伪儒”、“奸儒”。
今天的“儒学”要寻求突围，寻求绝地重生，我想应当在尊重当今普世价值、顺应时代潮流的前提下。普世价值是什么？时代潮流是什么？是充分尊重人权，倡导民主、自由、法治、平等，给一切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祛魅”，而不是为世俗权力握有者作“君师合一”的化妆，真正用宪政制度来限制权力。如此，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语境下，才能做到“民为贵”，这种“贵”不是君王对待自己私人财产的那种珍惜的态度，而是倒过来，用代议制来雇佣、监督执政者的“民为贵”。也只有如此，儒学才可能继续在政治、伦理、经济、文化领域不被边缘化，而其命维新。
看看这些年复兴传统、国学乃至儒学的人和事，热热闹闹地搞了些什么？祭孔大典，穿着仿古服装搞成人仪式，给孔子制定标准像，女大学生当众举行及笄礼，以及今天还在争论的“十博士生”倡言抵制圣诞节。说白了，就是在做秀，而且这秀做得还不专业，除了娱乐广大公众外，对儒学乃至国学复兴、重生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很多人看到这种表演，心中对儒学的观感也许就是滑稽可笑、守旧迂腐、谄媚权力。那位自称是白居易后裔的“国学妹妹”出现，就是对这种“儒学热”、“国学热”现象一种反讽，在我看来，这些现代“儒者”，其娱乐价值和“国学妹妹”没什么区别。
儒学在健康发展时期，它总是开放的、包容的，孔孟游学列国，吸取百家之长，孔圣本人也向老子求教请益。而只有在僵化、封闭而极度不自信的时候，才会变成狭隘排外、唯我独尊的死板模样。
十位博士生中有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他应该知道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系，儒学的贡献只是一部分，而对其构建起到相当作用的佛教，诞生在印度，和天主教、基督教一样来自域外。佛教东渐也有从“和风细雨”到“狂风骤雨”过程，一些儒生也曾有“狼来了”的担心，韩愈等先贤冒着触犯龙颜的风险进谏皇上远佛法，“排佛”、“灭佛”的运动也多次发生。可是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被消除了没有？今天，西行万里求法的玄奘已成为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佛教的词汇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佛教影响已深入我们民族的骨髓。因为有佛学这异域之水的滋养，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已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儒学，获得了新生，想必这些博士生并不否定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当年佛教在中国之盛行，今天的基督教、天主教哪能望其项背，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像并没有因之而消亡。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对佛诞节、观音生日、盂兰盆节陌生了，可在过去的几百年内，这些节日在中国社会，热闹劲不亚于今天的圣诞节，七月十五，士女盛装出游，晚上放荷花灯，看《目莲救母》等宣扬因果报应的娱鬼戏，几乎是全民同乐，难道非得都是佛教徒？
再说到“耶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近些年或近百年的事情，砍柴不敏，觉得今天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应该是第三波浪潮，前两次是明末和清末。
16世纪，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仁宇的论断），科学技术上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支撑这种政治制度的思想资源----儒学也碰到了同样的困境。那些阳为道德、阴为利益，名为公仆，实则主人的文官以及士人，他们的作为已经变得虚伪而偏执，万历以后君臣之间关系的紧张，政局的混乱，统治的思想资源儒学出了问题是原因之一。尽管王阳明、李卓吾等大家也寻求过儒学的突围和更新，但王氏“致良知”的心学，被一些后学承继，演变为没有客观标准的急功近利之学，何心隐和李卓吾的狂也不容于当世。这时候，利玛窦等人来了。
西方传教士以澳门为基地，沙物略神父、范礼安神父、罗明坚神父等人一点点向这块儒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古老帝国叩门，一直到利玛窦，开始有了收获。利玛窦当时的做法是尽量中国化，“合儒”、“补儒”、“趋儒”，他说：“吾友必仁，则知爱人，知恶人”；“友之职，至于义而止焉。”他用天主教中的“爱”比附儒家的“仁”，他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从权知变，尊重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因此当时一些见识非凡的士人如徐光启、瞿太素、李之藻等人亲近并接受了天主教，最终受洗。尽管利玛窦为了在中国传教的从权经变遭到了西方一些原教旨天主人士的非议，但至少说明，天主教的一些伦理道德和儒学确实有相通之处，所以徐光启在比较儒学和天主教义后才说：“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利玛窦等在中国传教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他主持绘制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地图，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并参照西方历法，改进了旧历法许多错讹处，在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徐光启的领导下，制定了先进的《崇祯历书》。《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潜说：“中国历法，本不及外国之精密，以故前元钦天监外，又有回回钦天监。。。。。。。自利玛窦入都，号精象数，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业。”徐光启作为明朝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最高官员，竟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可是因此就能说徐氏数典忘祖了么？这个科甲出身的上海人是个标准的中国士人。
明朝的知识分子尚且有此胸襟，难道今天一些读书人反而不如么？历史不容假设，但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满清不入关，不在制度文化上采取全面保守的态度，而利玛窦等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思想、文化的势头一直持续下去，兴许没有鸦片战争之耻辱。鸦片战争后，利玛窦带来天主教的同时带来了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故事，又在神州大地上重演。-----这没什么奇怪的，十六世纪至今的五百多年里，中国在科学上、思想上、制度上对全世界没有做什么贡献。-----这显然和一个人口占世界1/4的大国极不相称，原因何在呢？难道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守所谓的“传统”，没有成功抵制“西洋文化”？正好相反！
砍柴在湘西南一个封闭的、传统文化还有残留的山村长大，和十博士生之一的范某-----那位专攻马列主义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博士生是同乡，难道马列主义就不是西方的？纵观近一百年来历史，基督教和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从来没能够摧毁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相反，正是范博士生所学的主义，入主中华后才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灭顶之灾。因为吾乡偏僻，我反而有幸能感知“儒学”对普通乡民生活的影响。先大父和先外大父一字不识，家父念了几年私塾，念完《论语》，《孟子》刚念到“见梁惠王”，大陆政权易手了，家父的儒学教育被中断。但我的祖父辈、父辈，尽管远不如那些高居名校的专家教授、博士能拽儒学的名词，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待人处世之道却更符合儒家规范。比如从小先大父就让我背诵家谱辈分的排序：“忠孝成显德，基锡洪材炳”。我是“洪”字辈，从先大父“基”字辈开始，即含五行之一，且有相生关系。逢年过节家族要舞龙灯，宣扬宗族自豪感和增强宗族凝聚力，我记得我们家族舞灯时，打出的灯笼上书“陇西堂”，相邻的张家则打出“清河堂”。娶亲有问名字、合八字、订婚、选日子等一系列程序，暗合《周礼》的“问名、纳吉、纳采”等礼数。家姊出嫁时，最后一道程序是在堂屋的祖宗牌位前“辞堂”，告知列祖列宗姑娘从此成为外姓人。先大父说让我做国家干部的家叔跪下，家叔就得跪下听候教训。先大父、先外大父他们宁愿自己吃苦也要招待好客人，对名声的在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信义”是他们处世立身最重要的准则。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大多数人生活在里面而不自知。反观今天那些要复兴儒学的诸公，嚣嚣乎“儒学”、“国学”、“”传统，而生活方式和西方接轨很快，待人处世持功利化态度。
我觉得我们的东邻韩国的经验，可资借鉴。韩国的政治制度完全按照西方设计，基督教、天主教徒占30%，佛教徒也不少，可是连我们也承认，在韩国儒家传统保存相当完整。韩国较早在中国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爱情是什么》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男主人公李大发家是一个儒家传统非常浓厚的家庭，男尊女卑，父亲说一不二；而女主人公朴知恩家是个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民主家庭。朴家三位年老的奶奶更有意思，老大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可家族观念是典型的东方式的；老二是个念珠不立身的佛教徒；老三是个在美国生活多年、把上教堂当成散心的基督教文化亲近者。老大、老二两位老姐妹经常聊着聊着，就相互攻击对方的宗教，老三马上出面排解。人家的日子就这样过得平常而温馨，没有因为宗教、文化的差异而你死我活，朴家女嫁给保守的李家，给婆家带来了清新之风。------什么叫和谐家庭，这就是和谐家庭；什么叫和谐社会，这就是和谐社会。
看看我国那些大声疾呼复兴儒学和国学，抵制西方文化侵蚀的先生们，他们在做什么呢？城管粗暴地对待细民，他们何曾说过一句话？矿难频发，何曾听过他们对当政者一句批评？而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利用行政力量对待普通公民和商家欢度圣诞，却说得理直气壮，他们的“仁爱”难道上不对下？顾宪成说过“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句话到了今天有些“儒士”那里，恐怕是选择性践行，要志在君父，而民生、世道则不在考虑之内。
如果仅仅把“儒学”、“国学”和传统当成一种做秀的脂粉，博取名利的工具，非但低档不了狂风暴雨的西洋文化，“儒学”、“国学”乃至传统恐怕会消亡得更快。如此作为，非儒家功臣，搞不好会成为儒家罪人。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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