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城市时尚随笔集《街边的主题》

　　许多神圣的节日因为逛街这种无聊的浪费时间的虚耗生命的活动而庸俗化了。节日里庸人们浓妆艳抹来到大街上，毫无目的地乱逛，他们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在大街上转来转去，他们摩肩接踵、前呼后应，他们使节日的大街成了一场庸人的聚会，仿佛节日就是为了让这些热爱在大街上消耗时间的人到大街上来聚会似的。节日成了大街上的一场消耗时间的大竞赛。那些想象力衰退的人（他们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休闲方式了），那些毫无激情的人（他们不想做任何需要智力、激情的事情──如阅读、音乐、旅游、体育，即使是为了娱乐身心），那些除了上班（大多是在流水线上机械地作业的人）就再也无处可去的人，纷纷走出了家门，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节日的大街上，他们与ÎÞ家可归者、流浪汉、乞讨者、精神不健全的人共同构成了节日中最热闹的景观，节日的热闹就由他们这样盲目地构成了，他们却不知道节日的热闹正是由他们这样的人构成的，是他们在大街上的大聚会使得大街上变热闹了，他们以为大街上本来就热闹，他们热爱热闹，于是他们手牵手，组成了热闹爱好者联盟，他们就像军队接到进攻的命令一样突然间同时出现在大街上──而“节日”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动员令，“节日”是他们共同的司令。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大街上玩着大街上现成的“热闹”，他们不知道这热闹正是他们玩的结果，他们只是在玩着自己制造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正是在玩着他们自己，他们自己跟自己玩了一场游戏，因而在大街上闲逛的人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自慰”而已。

　　大规模逛街运动的后果是产生了一种与“个人”相对立的人：群人，群人是介于个人之下的一种杂交体，它在大街上左奔右突，毫无方向〖或者说它自己无法确定方向，它们需要一个把它们当成羊的牧羊人，它们只有在牧羊人的皮鞭之下才能行动，否则除了到处乱逛，它们就再也无法进行任何活动了，它们无法自我决断〗，节日大街上闹哄哄地走来走去的就是它们。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自由人的出现，文化自由人的出现，个体文化开始萌芽，传统中国社会的领袖与群众二分法逐渐地趋于消溃，整个社会由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所谓群体本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体制之下的以长老、家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个体本位文化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以青年、个体为本位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转型在历史上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最早的萌芽应该是在晚明，其次是晚清，而“五四”时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达到一次高潮，但是这种转型并没有实际完成而是因为民族解放要求的压抑而中途夭折了，８０年代这种转型又重新开始，通过整个８０年代的不断的冲击，到９０年代这种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已经初具雏形。这一文化转型对于９０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整个社会气象的变化都与之相连。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群体性文化，它的结构呈金字塔型化，在这个文化的最上层是一个独语者，（比如说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独语者就是孔子，孔子可以出语录（《论语》，解放以后６０、７０年代出过语录），其下是一些释解者，再下是群众。这就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文化规则的制定者，第二层是文化规则的解释者；第三层则是文化规则的执行者。这样三个层次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字塔型结构。群体本位文化和个体本位文化的差别所反映的本质是群体本位文化中的等级压抑，在群体本位文化中，整个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档次：独语者、释解者、群众，这三个档次又可以简化为两个层面：超级主体（领袖）和群众，在群体本位文化中，只有绝少的几个人可以成为超级主体，绝大多数人最终成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群众，成为无个性的尊崇者，他们把牧羊鞭交给了那个超级主体，自己成了那些没有身份的羊。个体文化奠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诞生意味着社会生活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个体本位的文化尺度，这其实就是尼采说的，“看！那儿有多好，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它否定了以“上帝”为绝对尺度，因为以上帝为绝对尺度会导致某个个人以上帝的身份作为超级主体说话，而剥夺其它人说话的权利，个体本位文化使超级绝对主体不存在，强调任何人都是平等个体，都是相对的有它的限度，因而不能成为绝对仲裁。个体本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了领袖和群众的二分法，上帝没有了，人们从“群众”中回到自己的“家”，成为那个独立的“个人”，由群众变成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他既有最高的权利（自己为自己立法）也还原于每一个独立个体相同的水平上（他的个体性的成立以其他无数个体性的成立为前提），在这个体的竞赛上自然会有人跑在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处于前沿的位置就赋予它一个上帝的权利，因为我们时刻准备超过它。个体本位文化的理想状态是个体的超越竞赛。

　　９０年代特别引人注目的两部电视片，一部是《编辑部的故事》，一部是《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中的那个老主任不像过去的影视作品中的那种领导者，威严、高高在上、富有权威，是政治上的表帅，人格上的典范，思想上的楷模，相反成了一个总是被嘲笑的反讽性的角色，《我爱我家》中我们发现最有戏的是青年人，那个“爷爷”也成了一个反讽性的角色，不再是过去那种权威性的家长家庭生活的中心了，这就明显的和传统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不同，比如《红楼梦》中地位最高的是贾母，其次是贾政等，每一辈都有一个等级，90年代个体本位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中，过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处理成正面形象的超级主体身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相反他们成了反讽性的角色。再比如《中国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这两部片子都是描写个人如何在海外发展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影视片在过去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传统的群体本位文化是守成型的，它不主张向外发展扩张，而是主张不离故土，父母在不远游，以父母为中心，家族为中心，而个体本位文化是以发展以创造为本位，只有在这种文化之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影视作品。由这样一些观察我认为中国当今的文化已经进入了个体本位文化的萌芽期。但是今天的文化转型又是不彻底的，个体文化的建立尚没有最终完成，这主要表现在当今中国文化一方面消灭了领袖与群众的二分法，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个人与群人的二分法。群众消失了，但是它的遗留物群人产生了，它力大无穷但是没有思想，它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肉体力量，但是它没有眼睛不能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它没有嘴巴不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它让别人代替它观察，让别人代替它说话，它自己所能作的就是听从、服从以及在大街上到处乱逛。

　　相对于领袖与群众二分法，个人与群人的二分法是一种进步。领袖与群众二分法是一种等级，这一二分法的本质是上级与下级、统治与被统治、主宰与被主宰，所以在这种文化二分法中，实际上群众是没有什么文化主动权的，甚至可以说群众文化只是一种附庸性文化，没有什么独立的品格。而个人与群人二分法则不存在上述问题，二者不存在谁统治谁的问题，甚至二者之间也没有截然的高下之分，二者可以同时共存，互相作用。个体（精英）文化并不如我们的许多文化“精英”所想当然的那样就可以主宰和指导“群人（大众）文化”，因为大众并不是“精英”的“群众”，“精英”也不是大众的“领袖”，大众和精英的关系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群人文化的反伦理中心、个人主义、现世主义等等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领袖与群众二分法，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等级秩序、伦理中心、群体主义方面可能起到积极作用。

　　今天大街上逛街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形态的最好的象征，失去了领袖的绝对主宰，群众消失了，但是它们并没有从旧时代的政治广场回家，而是一转身来到了今天的商业街它们成了物质主义者，它们在大街上和橱窗里的商品交换暧昧的眼神，它们在快餐文化师的左右下盲目地追逐时尚（流行）：一个人因为秃头而在头顶安一块白纱，如果这个个性的细节正好被我们的群人看见，它们第二天就会全部戴上白纱──“大街上开始流行白纱啦”，它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从节日的大街上回家吧,朋友们！在家里用温霭的目光和你的亲人们交流，用殷切的语言互相抚慰……或者去到大自然中，看溪流如何在流动中和草原同一，看青山如何在静默中与白云亲近……或者学会在夜晚时一个人散步，学会独对自己，学会孤独与沉思，学会一个人在星空下用寂寞的脚步声和大地倾谈……

　　如果你在城市的僻静处看到许多孤独的散步者，这个城市一定是高贵的。如果你在白天的大街上看到无数的游荡者，这个城市一定与高贵无缘。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