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万》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曾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小说发表后，一些人认为能在顶极刊物发表处女作，一定通过了某种关系。关于此事我从未用文字说过。现在说，也是由于与这篇小说不相干的原因。

　　1980年，正是大批知青上大学的年代，还在工厂当工人的我并不想上大学，于是将写小说当成改变命运的一个途径。《三千万》写好后直接寄给《人民文学》，当时并不认识编辑部的任何编辑。大约一个月后收到回信，因为是下班时收到的，未来得及拆。当晚厂里要放电影，回家匆匆吃过晚饭，拿着凳子到空场上占座。二十多年前外省文化生活极少，看电影算是享受，但也就是找片空地，前面拉一块大白布，人们各拿板凳找地方坐下，单等天黑开演。

　　信是等待电影开场时拆开的。之所以未及时拆信，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初学写作，稿子的命运如何，在我有很大悬念。黄昏下将信撕开，是一个叫王青风的编辑写的（他至今还在《人民文学》工作），他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这篇稿子，认为有新意，但存在若干不足，希望做些修改。这封信使那时尚年轻的我很有些激动，我至今很感念王青风。

　　接下来自然是在单位请假去北京改稿，二十多年前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上上下下对我这样一个“文学新人”给予了非常热诚的接待和鼓励，那时的人情冷暖与世风与今天大不相同。

　　《三千万》之后，我又陆续写了些中短篇。以现在的眼光看，都算不得什么，艺术的不成熟是显然的，想表达的东西也过于直白。我已想好，将来若出文集，《新星》之前的作品都不会选入。说来也有意思，那一时期的幼稚写作倒常常得奖，后来写得好些了，反而没有得过什么奖，倒是不时引起争议。

　　《新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动笔时是1982年秋天，写完交给《当代》，已经是1984年春节过后了。据我所知，一般作者大都经历这样的过程，先短篇，再中篇，再长篇。当然也有例外，一出手就是长篇，如《飘》，如《红楼梦》，如《西游记》等。但我想，他们恐怕也会有短篇习作的阶段。

　　这些年，常有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稿件，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字，希望我提意见并帮助推荐出版社。我在《文学是一条寂寞的小路》中曾劝这些朋友先有温饱，再言写作，得到了很多人认同。但也有些人不解，觉得柯云路说话言不由衷，“你自己将文学当成事业，为何反劝别人不走这条路？”

　　我当然是热爱文学的，不单把它当饭碗，还在其中寄托了人生的责任与理想。但我能坚持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条路对我来说相对顺畅。我从短篇写起，再写中篇、长篇，也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对于文学本身的认识和写作技巧也是一步步掌握的。现在看自己早期的作品，即使是许多读者比较认同的《新星》、《夜与昼》，我也能看出许多不足。

　　假如我一上来就写长篇，以那时的“功力”，我还驾驭不了大的社会性题材，即使下很大功夫，用好几年时间，也不大可能成功。接下来的命运肯定是不断被退稿，即使我坚持，所谓“败不馁”，可能至今也难发表什么作品。

　　这也算一点体会吧。

　　常有人被退稿后抱怨编辑们不负责任。《新星》的责编章仲锷先生是我的好友，是相当敬业的，在职时曾编发过大量优秀作品，用“编辑家”形容他一点不为过。我曾看过他编发的一些稿件，上面圈圈点点，通顺句子，删繁就减，改错别字，处处可看到他对稿件的润色，而这些劳动通常是“幕后”的，是不计报酬也没有名份的。他也曾发牢骚，说到一些作者对编辑的误解。有人在稿件寄出前特意将最后几页做某种粘连，或在某一页夹带发丝之类，以测试编辑们是否认真逐页看过稿子。若稿件退回时，看到粘连处并未打开，或发丝还夹在原处，会很受伤害，觉得不被尊重。但编辑们也有苦衷，用章仲锷的话说：“一盘菜端上来，色香味是否俱佳，并不需要把它全部吃完就可得出结论。一篇稿子，我可能只翻阅一部分就知作品能否造就，而不需要全部看完才能下判断。”

　　写出这些，是希望热爱文学的朋友们少走弯路。即使你热爱写作，欲将之定为终身追求的事业，也不要一上来就尝试鸿篇巨制。最好从短文开始，一点点掌握写作的技能和规律。成功了知道为什么能成功，失败了也知道为什么会失败。即使有小小的挫折也能面对。

　　你努力了，心存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你从短文处先得到小小的成功，这些小成功既是积聚写大作品的能量和经验也是信心和激励，再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直到有一天，写出心目中的伟大作品。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