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６０年后，一艘按照１８世纪工艺制造的木帆船，带着备用的现代航海仪器，从哥德堡启航，再次驶往中国。现代传媒和国家公关将航海活动变成有声有色的嘉年华。这次嘉年华航海的背后，是一个与中国擦肩而过的航海时代。

　　撰稿／汪 伟（记者）

　　被发现的中国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丹尼尔·Ｊ．布尔斯廷评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时说过，这本书让欧洲人着迷了７００年：“从古以来，还没有一本书能给人以如此丰富翔实的新见闻，如此扩大人们对一个大陆的展望。”马可·波罗从欧洲经陆路来到中国，时在１３世纪下半叶，从中国横越中亚抵达君士坦丁堡的陆地丝绸之路，因为蒙古帝国昙花一现的强盛和统一，突然变得畅通无阻。当１４世纪中叶这条中西交流通道重新关闭，布尔斯廷称之为陆地上的铁幕降临，但马可·波罗描述的繁花似锦充满香料和黄金的东方世界，已经在欧洲播下了一颗来自东方神秘富饶世界的种子。这种子没有在陆地生根，而是随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者的海船，绕航非洲或者横渡大西洋，揭开了人类新时代的大幕。

　　“哥德堡”号沉没１７２年之前，文艺复兴的浪潮已经在地中海贸易时代的前哨意大利蓬勃兴起，影响所及，渐有达于全欧洲的趋势，这一年，葡萄牙制图学家佩德罗·努内斯为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绘制地图，他为哥伦布（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达·伽马（１４９８年５月２２日环航非洲抵达印度）、麦哲伦（１５０１年横渡太平洋，其部下于１５２２年９月８日完成环球航行）的新发现激动不已，不禁对那些“新的岛屿、新的陆地、新的海洋、新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新的天空和许多新的星辰”表示了赞叹之情。

　　所谓的“发现”，是对大西洋沿岸和岛屿上的欧洲世界而言的。马可·波罗种下的种子，随着西风漂流在大西洋或者随着非洲大陆的西海岸往南驶去的时候，东方是神秘、开化、富足的象征，“发现者”兼商人、探险者和海盗三种身份于一身，因此也兼知识上的好奇心、贸易利益的驱动和拓张疆土的刺激于一身，当他们驶入太平洋和印度洋，进入南中国海时，中国是如何“被发现”呢？

　　“哥德堡”号沉没２３１年之前，１５１４年，葡萄牙人的探险船第一次通过印度洋经南海抵达珠江口，此前１６年，达·伽马才开辟环航非洲抵达印度的欧亚新航道，此前３年，葡萄牙人才占领马六甲，并以此为据点，与暹罗、香料群岛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这被认为是葡萄牙人控制印度洋时代的开始。而西班牙另辟蹊径，横渡大西洋抵制美洲，绕道合恩角，转赴太平洋，在南太平洋群岛建立基地，与中国通商。不管怎样，进入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最大的动力之一。拉丁谚语有云“光从东方来”，寻找东方的大航海与伴生的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此后的４个世纪中，日渐强大的欧洲船舰，从大西洋出发，沿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辟的海道，次第来到东方。如此，才有１７３８年“哥德堡”号下水，并且在７年后满载中国货物，沉没在距离港口９００米的海上。

　　对很多意绪难平的国人来说，历史似乎应该有另一种写法。向来一种情绪认为，１５世纪的中国，已经完全有能力控制印度洋上的航海活动，为什么，中国不是发现者，而是被发现者呢？

　　郑和与亨利王子

　　“哥德堡”号沉没３４０年前，距马可·波罗抵达中国１００多年（１４０５年），明代太监郑和开始七下西洋。从中国东南沿海经印度洋抵达红海，郑和率领最大的９桅楼船船帆高张，船体结构坚固，长达１３５米，宽达５５米，设计卓越，３１７艘大小船只组成船队，随行人员多达３７０００余人。

　　前所未有的船队，从事着人类历史上最堂皇的远航。为什么这支规模空前的船队，没有成为新世界的发现者呢？

　　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从某种角度而言，所有的答案都没有纠缠于郑和１４０５年意气风发的初航，却着眼于船队１４３３年悲剧性的撤退。１４３３年，郑和完成第七次远航后，中国有组织的航海活动突然停止了。朝廷重申海禁。停止比开始更让后来的历史学家惊奇。“以前用于派遣远航队的精力现在都用于加紧撤退了”，学者们说，“郑和的惊人海上事业突然结束，同样也是惊人的。如果在这位中国哥伦布之后，接下去又有中国的维斯普奇、巴尔博亚、麦哲伦、卡伯特、科尔特斯、皮萨罗之类的人物，那么世界历史可能会大不同。”

　　事实上，１４７７年明代大太监汪直曾向兵部索要郑和的航海志，准备开始新的航海计划，儒生出身的明代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权力斗争针锋相对，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焚毁了郑和的航海志，声称“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

　　另一种解释认为，明代通过航海建立起的朝贡关系，实际上所得远远不足以弥补赏赐，这加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的不平衡。虽然郑和证明，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头。但在被马可·波罗描写的东方吸引而来的西方人看来，航海是为知识、贸易和殖民地所做的准备，中国朝贡制度却只是为了满足中国自认为居于世界中心并且文明昌盛、无所不有的虚荣心，令人十分奇怪。

　　而且，中国航海技术的领先优势随着海禁和西方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技术革新逐渐丧失。４个世纪之后，“船坚炮利”成了欧洲战舰留给中国最深刻的印象，由此产生的现代化运动，由器物、制度、文化依次递进，但首先引进的，就是原产德国的现代船舰。

　　就在郑和偃旗息鼓的地方，葡萄牙人出发了。１５世纪中期，葡萄牙离群索居的亨利王子在欧洲大陆西南顶点圣文森特角上建起了城堡，其中集中了大航海时代一切必需的因素：书籍与地图，船长、领航员、水手、绘制地图的人、制造仪器和罗盘的人、造船匠、木匠和一切必需的技术人才。城堡不远处的海边，成为新式船舰的制造中心。雄心勃勃的葡萄牙王子立志探求世界的未知之境，为葡萄牙带来财富，同时为基督教世界寻找非洲大陆上传说已久的盟友。

　　不能确定，这位大航海时代之初最著名的航海赞助人，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念头，要寻找一条绕过非洲到达印度和中国的海路。但是，当大航海时代使欧洲在海上的损失通过殖民和贸易轻易得到弥补的时候，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了的世界格局，后来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反馈”的能力

　　１７３８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设计师查普曼设计的“哥德堡”号，是一艘３桅帆船，船体长４０．９米，包括牙樯在内的总长度是５８．５米，水面高度４７米，船的每一桅杆上均挂方形船帆，被称作快速帆船。

　　载重４００吨的“哥德堡”号继承了大航海时代的造船工艺。丹尼尔·Ｊ．布尔斯廷描述过大航海时代造船工艺的要求：“一个民族若要去遥远之地充实自己的财富和知识，受到启迪，必须具有返回故土的能力，后代把返回故土叫做‘反馈’。对发现者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

　　对布尔斯廷来说，“反馈”有助于说明人类为什么出海，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敞开海洋标志着人类的一个伟大时代。享受并得益于前人的反馈，是人类的主要能力，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探险事业，没有反馈就没有多大意义。海上冒险行动，甚至是他们的单程成功，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在历史上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到达目的地还不够，要使世界上各民族相互得益，必须有返回的能力，回到启航的地方，向乡亲们传播航海者在异国发现的物品和知识。

　　公元４世纪在迦太基制造的钱币，曾在亚速尔群岛发现，古罗马的钱币似乎是由飘扬过海而被大风驱走的船只带到委内瑞拉的。来自挪威和冰岛的北欧海盗，在中世纪似乎不时接触北美，１２９１年，维瓦尔第兄弟们从热那亚出发，环航非洲，但音讯全无，也有可能，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里，中国和日本的帆船在海上迷航而一直漂流到美洲沿海，然而这些行动或实践没有产生反馈，只是空谈而已。

　　为了能够使葡萄牙的探险家们顺利返航，亨利王子主持建造了一种新型船舶。这种船舶不同于航行在地中海上的威尼斯商船，其重点不在于载运货物，而需在陌生的海域中做长途的航行；如有必要，还得逆风行驶。这类船运载的重要货物是信息，信息可以装在一个小包里，甚至只是装在一个人的脑海里，因此最重要的是返航能力。

　　１５世纪葡萄牙的探险船被称作轻帆船，载重量约为５０吨，船长２１米，船梁约７．６米，备有两三张三角帆，可以容纳２０名左右的水手及其给养。轻帆船吃水浅，能够探索近岸的水域，也便于船只靠岸时倾倒过来进行清洁和修理。这种船一时风行，成了１５、１６世纪探险船的标准装备。

　　这种船为１６世纪的哥伦布、麦哲伦和达·伽马的发现做了至关重要的准备，但显然，更重要的是“反馈”的航海哲学。

　　“哥德堡”号沉没２３年之后，发现新西兰的英国海军上尉库克船长，１７６８年８月２６日从普利茅斯港出发，前往太平洋观测“金星凌日”现象，并接受英国海军部一项秘密指令，到南太平洋寻找传说中的南方大陆。与１５世纪驾驶轻帆船寻找中国和印度的葡萄牙船长不同，库克船长指挥一艘矮胖的单桅大帆式惠特比运煤船，船体宽敞结实，缺乏雕饰，没有轻帆船的轻盈之美，但仍然开创了航海的新篇章。布尔斯廷赞誉说，“近代史上从未有过为了集中在一个探索目标而作如此长时期航行的，它既不想寻觅理想中的黄金国，也不想找到金银珍宝、虏掠奴隶。早些时候的航行……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德雷克等人寻找最安全又最短的阿距离达到目的地，或者希望找到掠夺外国财宝的战略位置。如今库克以现代的怀疑精神，主要只是要答复一个问题，即谣传的南大陆是否真的存在。”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一直以来，中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直到“哥德堡”号沉没１００年多后，欧洲和美国的炮舰沿着大航海时代发现的海上航道，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那时候中国人几乎不记得，郑和的宝船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船。又过了５０年，在郑和下西洋５００周年的时候，梁启超写了一篇叫做《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文章，将郑和誉为“国史之光”。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