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学界对太平天囯的研究日趋冷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学”盛况不可复见。此一局面之形成,略有内外两种原因:内,谓研究难度加大,可供填补之“学术空白”愈来愈少;外,则因本国之官学互动不再注意此一题目,舶来西学又多不赞成农民起义等于历史进步的简单范式,以此,时尚大改,人心思变。 有趣的是,早在上世纪初,太平天囯研究业已经历过一次“转型”,而转型之故,也与政治的影响有关。空谈无趣,借一本书,略说大概。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奉孙文之命,刘成禺写出一部《太平天国战史》,以为“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尚明轩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其时,成禺年未而立,亦非研究太平天囯历史的专家,他是如何写成这部“现代史”著作的呢?原来,孙文是广东人,自少饫闻老乡洪天王发家起义的逸事;后来,浪迹海外,又看到几本外国人写的“禁书”——如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日本人曾根俊虎撰《清国近世乱志》——所述太平天囯的革命事迹,与清代官书(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相较,在事实与立场方面,都有显著差异。于是,他将这些资料交给成禺,命其写出一部“信史”,以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世守其志而勿替”(孙文《战史•序》)。于是,孙文俨然以太平天囯的精神传人自居,而《战史》一书,隐然有匕首、投枪的功效矣。只是,用今天的话讲,这叫“攒”出来的“快餐读物”,如何指望它成为“信史”呢?何况,《战史》所据的主要资料(呤唎与曾根之书)本身就大有问题。
作为雇佣军,呤唎确曾跟随忠王李秀成征战约四年之久,所以书题“亲历”二字。但是,他的书还写了(或说编了)很多未曾亲历的事情,例如,他说建都南京,封了东、西、南、北、翼五王;事实却是南王、西王早已战死,不及赶往南京受封。他说李秀成是太平军第一次北伐的“总司令”,事实却是,李秀成在革命初期只是“小弟”,根本没有“解放全国人民”的资格。他还编了一段英王陈玉成的“传奇”,说玉成爱上了干王洪仁玕的侄女,不惜为她“劫法场”。罗尔纲审读此书,“随手”便找出了十四处大“硬伤”,衡以传信阙疑的原则,直可判断此书为“伪史”。但是,罗先生原谅了他,因为,他发现呤唎杜撰事实的动机很不错,那就是:“改动的地方都是为达到有利于太平天国、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而服务的”(罗尔纲《亲历记•前言》)。英人之书说谎,日人之书呢?刘成禺谓曾根俊虎“少年曾助太平军”,如呤唎一般,也是“太平军洋将”(《世载堂杂忆》),事实却是,曾根初次来华(同治十二年)之时,太平天囯已经覆亡多年。他也不是什么史学家,而是派往中国的军事间谍(小岛晋志《曾根俊虎与冈千仞的杭州及浙江之行》)。
可见,两种资料都不可靠。然刘成禺“攒”这本《战史》,却硬说除了这两本书,“其余(清代)官书,多不可据”。难怪今人总结百年太平天囯研究史,评价刘氏之书,便说“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不过,当时的“革命形势”,还就需要这样的书。只有等到清社已屋,“五族共和”,革命与反革命两方都不用再拿太平天囯说事,正常的历史研究才得以展开。此即太平天囯研究的第一次“转型”。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