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学界对太平天囯的研究日趋冷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学”盛况不可复见。此一局面之形成，略有内外两种原因：内，谓研究难度加大，可供填补之“学术空白”愈来愈少；外，则因本国之官学互动不再注意此一题目，舶来西学又多不赞成农民起义等于历史进步的简单范式，以此，时尚大改，人心思变。有趣的是，早在上世纪初，太平天囯研究业已经历过一次“转型”，而转型之故，也与政治的影响有关。空谈无趣，借一本书，略说大概。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奉孙文之命，刘成禺写出一部《太平天国战史》，以为“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尚明轩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其时，成禺年未而立，亦非研究太平天囯历史的专家，他是如何写成这部“现代史”著作的呢？原来，孙文是广东人，自少饫闻老乡洪天王发家起义的逸事；后来，浪迹海外，又看到几本外国人写的“禁书”——如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日本人曾根俊虎撰《清国近世乱志》——所述太平天囯的革命事迹，与清代官书（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相较，在事实与立场方面，都有显著差异。于是，他将这些资料交给成禺，命其写出一部“信史”，以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世守其志而勿替”（孙文《战史•序》）。于是，孙文俨然以太平天囯的精神传人自居，而《战史》一书，隐然有匕首、投枪的功效矣。只是，用今天的话讲，这叫“攒”出来的“快餐读物”，如何指望它成为“信史”呢？何况，《战史》所据的主要资料（呤唎与曾根之书）本身就大有问题。

　　作为雇佣军，呤唎确曾跟随忠王李秀成征战约四年之久，所以书题“亲历”二字。但是，他的书还写了（或说编了）很多未曾亲历的事情，例如，他说建都南京，封了东、西、南、北、翼五王；事实却是南王、西王早已战死，不及赶往南京受封。他说李秀成是太平军第一次北伐的“总司令”，事实却是，李秀成在革命初期只是“小弟”，根本没有“解放全国人民”的资格。他还编了一段英王陈玉成的“传奇”，说玉成爱上了干王洪仁玕的侄女，不惜为她“劫法场”。罗尔纲审读此书，“随手”便找出了十四处大“硬伤”，衡以传信阙疑的原则，直可判断此书为“伪史”。但是，罗先生原谅了他，因为，他发现呤唎杜撰事实的动机很不错，那就是：“改动的地方都是为达到有利于太平天国、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而服务的”（罗尔纲《亲历记•前言》）。英人之书说谎，日人之书呢？刘成禺谓曾根俊虎“少年曾助太平军”，如呤唎一般，也是“太平军洋将”（《世载堂杂忆》），事实却是，曾根初次来华（同治十二年）之时，太平天囯已经覆亡多年。他也不是什么史学家，而是派往中国的军事间谍（小岛晋志《曾根俊虎与冈千仞的杭州及浙江之行》）。

　　可见，两种资料都不可靠。然刘成禺“攒”这本《战史》，却硬说除了这两本书，“其余（清代）官书，多不可据”。难怪今人总结百年太平天囯研究史，评价刘氏之书，便说“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不过，当时的“革命形势”，还就需要这样的书。只有等到清社已屋，“五族共和”，革命与反革命两方都不用再拿太平天囯说事，正常的历史研究才得以展开。此即太平天囯研究的第一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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