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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十年砍柴：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
气候有些变化，这连闭塞山村中的乡民也闻出来了。
在邻近公社卫生院当院长的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大约他当时已厌倦了所谓的“仕途”，人到中年的他，觉得孩子们的成长更加重要。
他回家我最为高兴，不仅仅在四个孩子中间他最疼爱我，我的蛮不讲理，我的奇思怪想在妈妈那里是最头痛的毛病，因此她更喜欢乖巧的弟弟，但这些毛病在爸爸眼中却是男孩子的长处。爸爸和妈妈三天两头吵架，因为贫穷因为孩子多也因为个性不合。两人在对待孩子也似乎有意唱对台戏，妈妈越喜欢弟弟爸爸故意对弟弟不搭理，而爸爸越喜欢我却越能在妈妈那里得到相反的待遇。
爸爸回家后，我不但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家里的伙食也会有所改善，而且作为看报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的公家人，爸爸能带回许多山村里所不了解的信息。
有一天爸爸喝酒时说了一句：“邓大人出来了。”邓大人是谁？妈妈说是一个矮个子，75年的反邓的翻案风，我已经没有记忆，但哥哥他们在学校里很忙乎。
因为我不长个，还没有弟弟高，常常被妈妈讥笑为“坐水坛子”、“三寸丁”，所以那时候的我便觉得矮子就是好人。“矮子矮，一坨拐。名堂多得很。”爸爸和妈妈以钦佩的语气，谈论邓大人。妈妈的理由最简单，从毛主席手里逃脱的人，能是非凡的么？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可刘少奇还是搞不过毛主席。
爸爸虽处乡野，但政治嗅觉一向灵敏，他当时就为放虎归山的“英明领袖”很是担心，他的理由是，邓大人是神通广大的孙猴子，只有毛主席那个如来佛才能降住他。如来佛不在了，孙猴子从五行山下出来，这世上就没有能降住他的人了。
果然过了大半年，爸爸回来说，看来老华的江山坐不稳，因为他看到报纸刊登了一个工程师的写的信，竟然说“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的提法不恰当，应当是“革命加科学”。那些日子，“臭老九”一天天香了起来。爸爸说在毛主席当家的日子，哪个敢对最高指示提出不同意见，那绝对是现行反革命，现在不但有老九敢对最高领导人的诗提出意见，而且报纸还登出来，这就是个信号。
爸爸佩服老邓，我叔叔则有些不满，这是由于两弟兄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同而决定的。当年在县中医院当院长的爸爸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勒令在小屋子里反省检查，家中的大柜子被贴了封条。我叔叔的性格和老实本分的我爸正相反，他成了商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听说自己亲哥哥的遭遇，火冒三丈，带领一帮仓库装卸工人来救人，卫生系统的造反人士哪是仓库装卸工人的对手，仗没打起来就乖乖地放人。我叔叔说毛主席讲过，老邓是魏延，脑壳后面有块骨头和一般人不一样。魏延是谁？我问爸爸和叔叔，他们都说：好好读书认字，去看《三国演义》你就知道了。
气候的变化另一个迹象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没人提起了。我们大队在新政权成立前地主只有一家，所谓阶级斗争基本上是随时揪出看不顺眼的“坏人”，开大会批斗，那个年代农民的娱乐生活极少，老戏班子散了，场也不让赶了，参加批斗大会成为一种消遣的乐子。
我记忆中只见过一次批斗大会，那是78年上半年，我快升二年级了。大队干部说二队有一个姓黄的中年人偷队里的粮食，把他抓到小学校的操坪里，搭了一个高台子，让他跪在上面，手反剪捆起来。旁边两个基干民兵步枪上了刀刺，系着武装带，威风凛凛站立，其中一人是我的堂哥。
有人上前扇他的耳光，让他承认偷粮食，他昂着头，就是不答应，然后更多的人上去抓他的头发，用脚踢他。他的儿子和我同班，他的女儿和我姐姐同班。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在旁边劝他：你就招认了吧。
年岁稍大，我才知道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他所在的二队大多数姓张，几户姓黄的是外地人，当年给地主的庄园当佃户来此落脚。因此很受张家的欺负，而这个黄姓汉子，人又强项，根本不愿意低声忍气认输，所以容易成为斗争对象。两年后，这个生产队又一个姓黄的汉子被干部认定偷粮食，此人父亲早亡，有一个母亲和两个成年的弟弟，因家境太穷，兄弟三人只有他娶亲，生了一女，自然他是这家的顶梁柱。批斗他时他坚决不承认偷粮食，被折磨一天后，晚上投河自杀。他家在本大队无钱无势，因而没人把这次非正常死亡当回事，哪知道他家原住之地，为另一个公社的某大队，黄家在那里是大族，有一人在省城当干部，人命案出来了，那个家族当然不干，诉于省城的子弟，然后上峰关注，下面的惊恐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是找了一个替罪羊，这个生产队当时的队长姓肖，也是本大队的小姓，被判了几年徒刑。
我们大队惟一的地主出在我们李家。这位地主按辈份我得叫他老爷爷，他字仁愚，乡间称仁愚先生。我高中时读《李氏四修家谱》，对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说他过目成诵，10岁时，被我族老人誉为“吾族千里驹”。14岁参加科考成为生员，不久民国肇始，他又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老邵阳县的一个区长。民国时代的邵阳县有200余万人，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县，移鼎后分为四县，因此当时的一个区长所辖地盘相当后来的一个县长。
我爷爷对我说过很多关于仁愚先生的故事，在我爷爷的嘴里，这个地主知书达理、仁慈大度，和我课本里那位因偷辣椒掐死小英雄刘文学的地主大大的不同。我爷爷说，他和我大伯长期给这位仁愚先生抬轿子，仁愚先生大多时间是步行，让我爷爷和大伯抬一顶空轿，只有通过村庄时，为了摆谱才坐进轿子。到了某处，主人招待吃饭，事先仁愚先生会对我爷爷说：你是轿夫，要多吃肉和饭，没人笑话，而我不同，不能随便吃喝。然后对主人说，我的轿夫非常辛苦，我无所谓，轿夫是吃力气饭的，一定要好好招待。
民国播迁至台，他一大家子，没能跟着去-----估计级别也不够。但他在家非常自得，说我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我怎么说也是个开明绅士，而且他自认为自己做过一件善事，对新政权有功。大约是1950年初，湖南已经底定，但我乡土匪居于山寨，不服王化，大军西进剿匪。当时我家所在的村落，是一股土匪的大本营，某日有两个叫花子前来乞讨，说的是北方话，被土匪抓住，说这是共军间谍，挖了坑准备活埋。仁愚先生知道后，前来劝解，说这两年北方战火延绵，很多人都来南方乞讨，两个叫花子，难为人家干什么，如此便被释放。------后来才知道，这两人还真是南下干部。
新政权成立后，开始仁愚先生并没有受到冲击，后来因为朝鲜战火又起，老蒋一心借机反攻大陆，国内政治气氛陡然紧张，害怕这些人和老蒋里应外合。更为具体的原因是，我们的邻村观音桥，和我们村长期争斗，换朝以前，因为我村有仁愚先生，他们每次都败落。新政权成立后，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派遣贫农代表去区上，诉说仁愚先生如何反动，于是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命令将仁愚先生枪毙------当时杀人程序极其简单。
我的大伯，即仁愚先生的轿夫之一，“阶级觉悟”不高，纠集了我村几个人，去县城哭诉，要救老爷一命。听我爷爷说，他们到县城找到了仁愚先生当年从土匪手下救下来的地下党员，他两人开具证明，等我大伯拿着证明回家时，枪已响，仁愚先生被新政权正法了。------我现在再思索我爷爷说的这段故事，觉得应当是他们演绎，或者是那些被救的地下党员故意迟了这一步。-----国民党区长理应被枪毙，连沈从文的三弟，国民党的中将沈荃，对新政权平定湘西匪患大有功勋的人，也被枪毙在湘西的河滩上。
仁愚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小名“南天使”，我小时候大多数孩子都叫他的小名，而我的爷爷和父亲一定我叫他“南爷爷”。新政权刚刚入主湖南时，南爷爷正在长沙城的省立中学念高中，洪流滚滚，他也看清了大势，便报名参加了大军，还伪造了一份履历。那时候大军中高中文化的是凤毛麟角，他不久随大军入朝鲜，然后再回国，已经做到了营教导员。因为担心久疏音讯的家庭，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乡的政府，说他已经是革命军人了，父母应当享受军属待遇。
力主枪毙他父亲的观音桥村人士知道后，立即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给他所在部队去信，说他父亲是被政府镇压的国民党伪区长，血债累累。这一下南爷爷就完了，因欺骗组织混进革命队伍等罪名投入监狱，又发了疟疾，幸运的是捡了一条命，被遣送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监管。但说实话，回乡后，他并没有吃太多的亏，大队书记是他们的亲戚，一般的乡人对仁愚先生很是尊重，只是因为政治风气，表面上他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在长沙读过高中的“南天使”，比一般乡民更能感觉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小儿子华老满和我姐姐初中一个班，据说不爱读书，那时候初一的《语文》有一篇课文是老毛的《浣溪沙》，开头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而这位华老曼被老师叫出来背这篇课文时，他念成“长夜困觉脚朝天，百年魔怪变神仙。”屡教不改。姐姐当成笑话回家讲了，爸爸听后沉吟片刻说：他哪背不了这首诗，这一定是他爷老子教的，故意这样背，讽刺毛主席。-----当时，纪念堂已经盖好，我读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专门介绍纪念堂，里面说到华主席题写的六个金灿灿的大字：“毛主席纪念堂”，而我读中学的哥哥和姐姐，教科书中有一篇课文是《我爱韶山的红杜鹃》。
不久地主摘帽了，摘帽后的“南天使”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话一下就多了起来。我姐姐说，她和我们大队读初中的同学一起从公社回来，几次被正在给稻田车水的“南天使”挡住，考问他们，诸如“勾股定理”、“一元二次方程式”之类的东西。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南天使”死了。我放学回家时正要经过他家。他的丧事是我记事起第一次请了道士做法事的，堂屋里挂满了类似藏族唐卡的画轴，当地叫“宫灯”，画着佛像和十二阎罗，宣扬因果报应。放学后，我进去倘佯了一阵子，第一次思考：这世上，真的有鬼神和来世么？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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