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歪曲历史行为。”

　　引起这次韩国学术界“集体抗议”的直接导火索是去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署名“边众”的文章提出：“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

　　这一观点在部分韩国学者和媒体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汉城大学教授李成王圭“不无担心”地认为：“如果古朝鲜、扶余、高句丽和渤海等历史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编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引出韩国史只是没有被中国吸收的支流，是没能参与‘中华文明’的野蛮落后的集体历史而已等各种观点。”而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慎镛厦甚至撰文称之为“‘历史帝国主义’工作。”

　　由于“边众“是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三位学者的联合笔名，而研究中心正是国家立项学术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的领导机构，由此导致问题进一步严重化。

　　对韩国学术界这次“抗议”给予极大关注的韩国“第一大报”《朝鲜日报》发表所指更为深远的社论，矛头直逼“东北工程”：“有分析认为，中国之所以这么做是要重新确认与朝鲜族居住的东北地区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制造介入北韩地区的理由，隐含高度的战略意图。”

　　“我们肯定不会与他们发生争论，我们会按原有的学术部署继续进行研究。”处于“风口浪尖”的“东北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态度肯定，他认为12月9日韩国17个学术团体所发表的声明是非常偏激的。

　　旨在“研究中国东北边疆历史上的疑点问题以及理论上的难点问题”的“东北工程”由中国社科院与东三省联合组织，于2002年正式启动，历时5年，预计一共投入资金1500万元。厉声一再强调，高句丽仅仅是“东北工程”中的一个课题，并非像部分韩国学者所说，“东北工程”完全是针对高句丽问题。“以前我们没有提过这样的观点，现在提出来了，他们的反应非常大。”在评论“边众”一文时，厉声说。

　　目前，中国国内学术界和其它媒体亦未见公开针对韩国有关方面的态度做出评论，但香港与台湾媒体则表示了极大关注。

　　“争夺”高句丽历史缘起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前后，都城位于中国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高句丽本身是游牧民族，能征善战，与历代中原政权及朝鲜半岛南部政权战争不断。强盛时期疆域东至辽东，南至平壤，跨越现今中朝两国。公元427年迁都至平壤大成山。

　　公元668年，唐朝军队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军队南北夹攻，灭亡了高句丽，整个民族或迁入中国西北及江浙，或融入当地。此役即中国历史上的“薛仁贵东征”，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疆域及至平壤。

　　在高句丽一共700年的历史中，近400年其都城建于现今中国境内。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或者至少在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属于中国边疆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历代史书皆把高句丽误作“高丽”，并与高句丽灭亡200年后在朝鲜半岛兴起的“王氏高丽”相混淆。尽管从《明史》开始已经对这种混淆进行了纠正，但是今日韩国部分学者以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为证，论证高丽是对高句丽的继承，并据此得出结论：高句丽属于韩国历史一部分。而中国学者则普遍认为无论是从家族、姓氏还是血缘来看，高句丽都与后来的“高丽”毫无瓜葛。

　　另一个令今天的中国学者被动的是，新中国建国后，由于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高句丽被说成是朝鲜的历史，在郭沫若、范文澜等主流历史学者的书籍中，高句丽也一直被划入世界史的一部分。

　　“那时候完全是政治因素起作用。”厉声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

　　涉及历史问题时，朝韩两国向来态度统一。因此，此次争论虽然严格意义上应是中朝之间的历史，但韩国方面未作壁上观，且甘当主角。

　　不过，历史上最先就高句丽问题向中国发难的并不是韩国，而是1920年前后的日本。当时日本统治朝鲜，图谋中国东北，提出高句丽问题的用心显而易见。

　　而此番高句丽问题“重现江湖”，在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看来完全是不断的误解和猜测所致。“7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以后，民族情绪上升，一些少壮派的学者开始寻找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于是就找到了高句丽。”张说，从那个时候，韩国学术界就有一些观点认为高句丽历史是朝鲜的历史。

　　“问题开始复杂于1999年前后，中国一些并不了解韩国学术界的学者突然发现了韩国学术界的这种观点，他们很吃惊，于是也开始进行研究，这样一来韩国又很紧张，并联系到中国的崛起，以为中国要重写东北亚历史。”张琏瑰说。

　　从去年10月开始，韩国学术界就此陆续成立了一些组织，如“中国篡改中朝边界历史对策委员会”等。

　　“东北工程”纯属社科学术研究

　　韩国部分学者和媒体坚持认为“东北工程”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这是这场争论变得敏感的直接原因。《朝鲜日报》除了一再强调“东北工程”由中国政府出资外，在谈及《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时，也特别强调该报“代表中国GONGCHANDANG学术领域”。

　　对此，国内学者澄清：中国的社会学术基金以及相关机制不健全，社科学术项目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很难开展。“东北工程”学术领导机构是一个由17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其中3人以官员身份参加，即东三省宣传部的副部长，“但是他们仅仅起到一个组织和协调的作用”，厉声说，“我们的一些课题由他们负责通知给各自省里的社科院和大学，因为这种工作无法由单个的学术机构完成。”

　　厉声透露“东北工程”立项的初衷更多的是考虑到当时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面临很多诸如大规模下岗、矿业城市资源枯竭等严重社会问题，“要解决现实问题，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也是非常重要的。”厉声说，这种思路在“东北工程”的全称（“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中亦有体现。而以巨大的课题经费支撑经济并不景气的东北地区的科研力量，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韩国方面有人认为《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一种政治态度，这完全是猜测的。”一位国内科学者称，《光明日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主流报刊，在刊登学术文章时，有侧重选择学术前沿的倾向。

　　学术研究不该上升到“政治层面”

　　“高句丽的历史是一个学术问题、历史问题，但如果它被演绎成古代中朝边界问题，并影射今天的边界问题，那么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在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看来，高句丽的争论在学术领域是正常的，如果扩大到政治领域，则是危险的。

　　在记者向韩国驻华使馆提出就此事采访时，韩国使馆方面的答复是“此事非常敏感，而且鉴于中韩两国良好的关系，政府不便出面。”与韩国使馆的谨慎恰恰相反的是，韩国很多学者纷纷强调韩国政府应该参与其中，并开始试图对政府施加压力。

　　12月12日，韩国25名议员向国会提交了“敦促中国停止歪曲历史的决议案”，认为韩国政府应提出强烈抗议，并与朝鲜共同提出对应方案。该决议案内容基本得到韩国政府官员肯定性回复。

　　12月13日，韩国国务总理高健主持的会议决定，将针对中国研究东北地区的古代史问题成立“高句丽史研究中心”，加强对高句丽史的研究工作。

　　更令人担忧的是，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中国苏州举行的年会上审议朝鲜提出的将高句丽古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如果通过，则表明世界组织将默认高句丽历史上属于朝鲜。而韩国方面的态度是，全力支持朝鲜的申请。

　　“如果这个时候双方都不克制，上升到政治层面，将对中韩两国非常不利。”张琏瑰认为从东北亚大的局势来说，已经有朝核问题，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等不稳定因素，而中韩两国没有重大分歧，在很多问题上可以互相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厉声比较乐观，认为这次争论不会严重化。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定下了不会主动挑起争辩的基调；另一方面，他认为韩国大多数学者还是相当冷静。“我们注意到，韩国几个主流的学术团体并没有参与近期的高句丽问题集会。”

　　《朝鲜日报》的记者也认为，目前韩国对高句丽的研究应持冷静态度。

　　“一窝蜂”研究招“政治化”猜疑

　　学者认为，此次的中韩尴尬事件，与大陆学术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与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学术研究往往存在较为严重的“趋利倾向”。无论是课题经费还是社会关注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在社会上“独占鳌头”，一些MBA老师年薪达几十万，一些著名法律学者担任律师可以获得50万元的律师费。而诸如历史等学科，很多学者则需要自费出版研究成果，出现所谓“研究越多，学者越穷”的现象。这直接导致了研究人才分布的“贫富不均”。

　　本次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国内寻找高句丽问题专家相当吃力。“我们对‘高句丽’的研究远比不上韩国。”国内一位常年从事东北亚问题研究的学者无奈地说，“他们一位学者写过几十本研究中朝边界的书，而我们的情况是以前的老学者已经逐步退出研究，继承者又非常少。人才匮乏，立志坐冷板凳的人太少。”

　　一位参加了“东北工程”的学者向记者透露，在“东北工程”中，研究高句丽时间在五年以上的人极少，但由于国家立项投入了课题经费，这一研究变得相当“热闹”。这种做法不仅会养成一批学术‘追星族’，也会让国外误解我们，误以为有什么政治背景。”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