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轻其猥琐，是对待苦难者的一种普遍态度；理解其苦难，体贴其心灵是另一种态度。被中国苦难的余波深深殃及的美国女作家谭恩美选择了后一种态度

　　因为新书《沉没之鱼》在内地出版，美国一线的畅销作家、54岁的谭恩美再度来到中国。

　　1952年生于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谭恩美，自幼就感受着“文明的冲突”，成人后却成了“文明的交流”的书写者。

　　16岁那年，谭恩美觉得她的母亲要“杀死”她。在《命运的反面》里，她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为了她新交的男友，母亲和她发生了激烈争吵。母亲把她推到墙边，举着切肉刀，刀锋压在她喉咙上有20分钟。最后，她垮了下来，哭泣着求母亲：“我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母亲才把切肉刀从她脖子上拿开。

　　在叛逆的青春期，她出过两次车祸；被人用枪指着抢劫，几乎被强奸；受到死亡威胁，几乎被泥石流冲走。20多岁那年，她最好的朋友在生日那天被入室抢劫者捆绑勒死，她被叫去辨认尸体，从此中途辍学，放弃博士学位。

　　晚年的母亲还告诉她一个秘密：她在中国大陆有3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个秘密深深震撼了谭恩美，成了她创作的主题。1987年，谭恩美把外婆和母亲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喜福会》。

　　1989年，《喜福会》出版，连续40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销量达到500万册，并获得了“全美图书奖”等一系列文学大奖。

　　谭恩美接连又完成了《灶君娘娘》和《接骨师之女》，这两部小说几乎可算是家族自传，主题仍然是母女间特殊的感情。1999年，谭恩美母亲因老年性痴呆症去世。

　　谭恩美的新书《沉没之鱼》，原名《救救溺水鱼》，这本小说写了5年时间。为写这本小说，谭恩美和朋友专门去缅甸体验生活。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人们被强逼测试地雷，身体被炸得四肢分离，面孔扭曲。“我在小说里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他人的苦难？”谭恩美说。

　　《沉没之鱼》的中文版的故事背景和英文版有些不同。考虑到谭恩美的书在内地的销量不理想，出版社找来了出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畅销书作家蔡骏在中文翻译稿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此举方便了它的市场推广，使得这本书的首印量高达85000册。出版商默认，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这本书畅销的是蔡骏，而不是谭恩美。

　　这样翻译肯定会引起争议

　　记者：你了解《沉没之鱼》中文版翻译者蔡骏吗？

　　谭恩美：我知道蔡骏很有名，专门写恐怖小说，他的写作风格和我很相似，很善于讲故事，有人告诉我他翻译水平很好，我很高兴他来翻译我的作品。我知道，有一个人先翻译原著内容，然后蔡骏润色改写。你对这本书的翻译有看法吗？

　　记者：坦率地说，我想哈金、戴思杰不能接受这样的翻译方式，你为什么会同意呢？

　　谭恩美：因为我没有哈金那样出色的中文，我不能翻译我的书，我只会说一点生活用语。美国有3种翻译方式：一种是逐字逐句原文翻译，一种是根据大意改写，还有一种是连风格都改掉。

　　对一部小说来说，逐字逐句的翻译是很重要的。学者做研究时，总是希望译作越接近原著越好。所以翻译家一般是颇受争议的，怎么翻译一本书，怎么翻译一首诗，都会引起争论。我认为最好的状态是，作者用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同时写作，但可能很多人都做不到。

　　《沉没之鱼》的翻译是在直译原文的基础上，由蔡骏来改写，这样的方式以前我也从来没用过。有朋友告诉我，我前几本翻译的书不好，所以我想《沉没之鱼》的出版商用这个法子应该比以前的译作要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样的翻译方式究竟行不行。

　　记者：肯定会引起争论。你在出英文版和其他版本的时候，会同意这样的翻译和改写吗？

　　谭恩美：如果一个人改我的英文原著，我真的不高兴，我绝不允许他们修改一个字，哪怕因此换出版社。有一次，一个杂志社要发表我的文章，他们不喜欢其中的一个单词，给我打电话说要修改，我就说，一定要改就不要发这篇文章了。

　　拿这本《沉没之鱼》来讲，我想我可能会让出版者、读者感到失望，因为我不可能控制翻译，我能控制的只是我所讲述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从来都没有找到过一种最满意的方式来翻译一本书，无论是我的书，还是别人的书。

　　现在，我认为对我重要的是《沉没之鱼》能在中国出版，我的姐姐、表姐、舅舅都能看到并理解它。

　　和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与《喜福会》等小说不同，《沉没之鱼》不再描述中国母亲和西方女儿的故事，而是用一个亡灵的口吻写缅甸的故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谭恩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妈妈去世了。我写作时就愿意把自己想象成母亲的亡灵。我喜欢用死去的人讲故事，因为死去的人知道一切。而这本书写的是一次旅行，但在旅行前，你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等着你，只有亡灵知道。

　　我心里有很多问题，我想找到部分答案，因为我不相信完整的答案。以《沉没之鱼》这本书为例，我的疑问是关于人类痛苦以及他人的责任。看到缅甸人遭受的痛苦，你会做些什么？你说一声很遗憾，然后转过身去，还是对他们说，我能帮助你们？当你帮助一个苦难的陌生人时，你的动机是什么？仅仅是同情吗？

　　道德问题，理想问题，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这本书延续着我以前小说的风格，我的小说通常都是讲述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在中文版里，我的这些思考能留下来多少。

　　记者：《沉没之鱼》，美国有批评家说，读这本书还不如去读《国家地理》杂志，他认为你还是适合写古老的中国故事。

　　谭恩美：首先我认为，轻易被评论家影响是很不健康的，评论家的评论可能是带有夸张的。

　　我写作时，尽量把读者想象成我的母亲和我的编辑，而不是陌生人或评论家。

　　人们阅读书籍有不同的原因，这是我不能控制的；我也不干涉我的出版商，他们花了很多钱出版我的书，如果我试图控制他们，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简直就是疯了。

　　记者：你的前几部书一直写的是东方母亲和西方女儿之间的冲突与理解，你为什么一直对这个关系感兴趣？

　　谭恩美：我讲述我母亲，这也是我试图理解自己的方式。同时，我的写作也是为了让母亲理解我。

　　成长过程中，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我所能控制的，比如我爸爸和哥哥的死亡，我朋友被杀害……我妈妈一辈子都生活在悔恨中，她不能原谅自己，她把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自身，但实际上，爸爸和哥哥的病是不能怪她的，我现在的病可能会导致我无法行走，但这和妈妈毫无关系。

　　人生总不能只在悔恨和痛苦中度过吧？我在第二本小说《灶君娘娘》里说过，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生活，就可以改变态度。但我妈妈试图改变两者，所以她活得很辛苦。

　　我母亲的生活经历，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美国人喜欢我的第一本书《喜福会》，因为在西方他们看不到这样奇怪的母女关系，这样奇怪的家庭。《喜福会》中文版出版时，我很担心内地的人会说，哦，母女关系不该是这样的，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记者：你和母亲达成和解了吗？

　　谭恩美：我也是慢慢才理解她的，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父亲死了，她没了依靠，接着哥哥又死了，在这样的打击下，谁能不崩溃？而且离开美国，到了瑞士，身处陌生的国家，不能享受当地的福利制度，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孩子们不听你的话，一切看起来好像受到了诅咒。所以我离家出走，变成吸毒者，跟一个疯狂的男人怀孕，她才会拿刀子逼我。母亲病逝前，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说：“我知道我伤害了你……我做了可怕的事情。但现在我记不得做过什么了……我只想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忘记，就像我已经忘记了一样。”我听到她的那些话，心里真是很高兴，多年伴随的阴影散去，心灵上伤口一下就医好了。我们已经终于能够彼此了解，并深入理解对方。

　　“美国华裔作家第一人”？

　　记者：在创作上，中国主题还将持续多久？

　　谭恩美：我喜欢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即使你认为你已经把他们摆脱了，但其实你身处他们的影响之中。中国主题究竟还能写多久，我也不知道。我不在意自己的身份，我只是试图理解我的亲人们动荡的经历和生活。

　　记者：《沉没之鱼》的出版商把你称为“美国华裔作家第一人”，你喜欢这个说法吗？

　　谭恩美：美国人过去谈到我，总是使用“美籍华裔”这个字眼儿。我曾是《美国最佳短篇小说》的编者，每年出版社都会把该年度的小说集中起来，最后由一个作家来选出最好的20个短篇小说。我发现，我那次只选择了一个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

　　我虽然是华裔，但我是一个美国作家。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作家，即使你是中国人、印度人、意大利人或阿拉伯人，你依然是一个美国作家。文学就是文学，人们把我称为美籍华裔作家并没有伤害到我，事实上我因此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如何定义美国人中国人以及美籍华裔这些概念，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甚至有点困惑。但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作家。

　　记者：你的好朋友斯蒂芬·金怎么称呼你？

　　谭恩美：他不会把我称为美籍华裔作家，如果他写信给我，会把我称为主唱，在我们的摇滚乐队里，我是主唱。一般情况下，他只称呼我为作家。

　　记者：我知道你和斯蒂芬·金等人成立了一个乐队，你们有固定公开的演出吗？

　　谭恩美：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都很喜欢音乐，开始是在一起唱，后来干脆就成立了乐队，音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有必要承认，我唱歌唱得不好。我们一年公开演出一次，下一站演出是在伦敦。

　　记者：这是一个公益性质的乐队吗？我知道除了为慈善事业捐赠演出的报酬外，你还捐了很多版税。

　　谭恩美：我觉得我比别人幸运得多，因为我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赚到很多钱。我应该利用我的幸运，让我感觉到我的生活更有意义。我丈夫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组织，帮助孤儿。如果我和我丈夫去世的话，我会把我的钱全都捐给慈善机构。

　　畅销的秘诀

　　记者：听说你一直被伤病困扰，但今天你看上去很健康。

　　谭恩美：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看病。身体好一些了，所以就到中国来看望我的亲人。目前我的健康状况很好，能滑雪，能演出，能旅游，能每天和家人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记者：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你。这些经历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谭恩美：确实，我一直在描述不幸福、不快乐、不舒服。但不仅仅是我的书，很多美国的、中国的书都习惯用疾病和死亡作为作品的开头，因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故事开端，痛苦的故事容易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我自己身体上的痛苦，让我更容易想象我母亲和外祖母的境遇——她们不仅仅遭受着疾病等身体痛苦，而且不被人理解。这些经验和认识有利于我的创作。

　　记者：对中国的很多作家来说，你和哈金、裘小龙、戴思杰的成功像是一个传奇，不断拿奖，持续畅销。

　　谭恩美：哈金、裘小龙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过去的事情反射出了作者生活的时代，也写了他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时间。戴思杰住在法国，他在法国出版而不是美国。他们的写作各有不同，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永远不要放弃，对于中国和美国的作家来说都是如此。

　　对西方人来说，因为种族、文化、历史的不同，中国故事具有猎奇性和新鲜感。当然，有些作品的畅销，是与政治有关的。

　　好的翻译也很重要。写作之外，我与一些朋友合作，把一些非英语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然后在美国出版。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作家能够写出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人性、感情、命运，能够被中国人喜欢，同样也能够被西方读者喜欢。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