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漫长的革命、流亡、从政生涯中，孙中山先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没有放弃读书，而且往往是革命失败的间隙，使他有了安静的读书机会。他一生中几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间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从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流亡期间读了10个月的书。1895年重阳节广州起义计划流产，陆皓东殉难后，他先是流亡到了日本，再到了伦敦，结果被清廷驻英使馆拘禁，幸得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奔走，才得以获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伦敦被难事件”，成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此后，他在伦敦居留期间，把时间主要用在了读书上面，康德黎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到造船、采矿、农业、工程甚至畜牧饲养，无所不读，不光借阅康德黎家的藏书，而且自己也买了很多书，有人统计过孙中山上海故居藏书目录，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种，也许就有他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书。

　　这段日子，孙中山去得最多的还是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办过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清廷驻英使馆雇用的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表明，他在使馆获释后许多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也许就是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那个阅览室），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侦探报告留下了孙中山清晰的足迹，1896年12月5日上午11点，孙中山去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接着去附近书店选书，再乘车到大英博物馆，在那里读书1小时20分钟。1897年4月9月上午10点半，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下午2点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到下午7点才离开。4月18日的侦探报告写得很详细：“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省街四十六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时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地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这个阶段，孙中山很可能就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亨利·乔治的学说，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观点是反对私人垄断土地，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孙中山对这种单一税论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后来提出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都有亨利·乔治的影子。在孙中山保存的藏书中有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是1890年伦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时期，这不到三年的流亡时光，是他第二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期。他从台湾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就带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过了很久，等到这些皮箱打开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书。他抵达东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就拿起了书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孙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此后，“终日读书”成为秘报中频率很高的词汇。

　　东京有家外文书店丸善株式会社是孙中山经常购书的地方。1914年这一年，他就从这家书店买了70多种书，有许多政治类书籍，包括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罗宾逊的《联盟的精神》等。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的书尤为关注，2月28日一天就买了7种有关的书。当然，他的阅读不限于政治，他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哲学书，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铿的著作，还有罗素介绍柏格森哲学的书。在他故居藏书中还有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书款的英文信，还附了一份有150种图书的发货清单。从书店的清单上可知，1915年买的书比上一年还要多，从1月到8月就买了76种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都有，其中有不少关于矿产的书，还有建筑装饰方面的书，甚至还有养蜂的书。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说，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书店都有邮包寄给孙中山。

　　邵元冲回忆，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部备要》，包罗很广，孙中山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证实，1914年6月18日，神田区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给孙中山送来《汉文大系》18册。

　　世界各国有许多政治家在政治上沉寂的时期，都有过类似埋头读书的阶段。在和宋庆龄结婚后，他们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和家庭、妇女、健康、优生有关的书，有可能是宋庆龄读的书。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读书的时期。4位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这个阶段，他一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要阅读大量参考书，广泛收集资料。在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比如一些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方面的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在1918年7月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订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