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初，当孙中山在欧洲动员中国留学生参加革命时，其中有一个叫朱和中的，第一次读到孙中山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他问其故，朱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

　　举人出身的吴稚晖早年也曾疑心孙中山“不识字”。这位后来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回忆，1901年他留学日本东京时，吴禄贞、钮永健等人相约一起去横滨看孙中山，邀他同往，他当时心想，我连梁启超都不想去看，何况孙文，孙文不过是个“草泽英雄”，有什么看头？所以就说：“你们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园去。”等到他们几个回来，他就问孙文的相貌是否像庙里供奉的大王爷爷，魁梧奇伟？钮永健说他弄错了，孙文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于是他估量孙文大概是东汉的刘秀、邓禹一类人物，还是不想去见。直到1905年的春天，他在英国伦敦已住了两年，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很是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吴稚晖晚年大为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家境贫寒，7岁开始在别人家的私塾附读，9岁开始到村塾读书，曾接触过四书五经。13岁他远赴檀香山，在当地的学校就读，接受了5年的西式教育。当他回到故乡时，少年时的经典诵读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镜海丛报》说他檀香山归来“不识汉人文”，自然不无夸张，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之说，他的英文确实比中文要好。随后，他在香港、广州两地求学。1883年进香港拔萃书室，第二年转入中央书院，1886年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就是在这里，他在课余时间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不仅节约生活费用，买了一套大部头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他读了以后感到，英文译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释更容易明白，所以他就把这本书借过来经常研读，就这样，他基本上读通了四书。1916年7月15日，他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演讲时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与传统的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诚如著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的美国学者史扶邻所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先读孔子、朱熹的书，然后才接触到达尔文、密尔的学说，而孙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他自13岁第一次出国，看到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从此就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上李鸿章书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乃至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对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尤其留心。无疑，西学给予他的影响要更大。对于中国书，他也并不陌生，他一生至少买过两套“二十四史”，他也读过《资治通鉴》，在阐述“五权宪法”，说到监察权、考试权时，他说：“我读《资治通鉴》等各种史书，中国数千年来自然产生独立之权，为欧美各国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实行者，这是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也。”

　　在孙中山的知识结构中，传统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专业是西医，在香港西医书院他度过了求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除了医学专业书，他的同学关景良回忆，他平时非常勤奋，夜里常常起床点灯读书，《法国革命史》《物种起源》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孙中山的心灵。在孙中山上海故居的藏书目录中保存下来的达尔文著作还有两种，一是1892年伦敦出版的《查尔斯·达尔文》，一是后来追随他革命的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到晚年，他在演讲中还不时提及达尔文。1923年12月，在广州岭南大学，他在号召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时，就列举了达尔文的例子，认为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始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论的道理。”

　　那时，他已在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满清政府了。他对农学也有浓厚的兴趣，曾读过《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这些古代的农书，也读过西方农业方面的著作，对西方农政机构、农业政策、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学科都有所涉猎。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农功》，1895年在广州倡言革命时，还曾创立一个小小的团体“农学会”，不仅仅是作为革命的掩护，从他给李鸿章的上书也可以看出，他对农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发起“农学会”，就是希望搜罗翻译各国农桑新书，开风气之先；设立学堂，培养造就农技师；用科学方法检验各地的土质物产，著成专书，引导农民耕植等等。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