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是指因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推动而发端于19世纪末，又因为“五四新文学革命”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以白话文为主导，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并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居于文坛正宗的文学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治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但同时，这一核心的具体表现形态又是多样的。

　　一、以个体、人性、自由为内核的启蒙文学精神

　　什么是启蒙？如德国近代哲学的第一人康德所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对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缺乏通过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的真正目的是还个人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决定个人行为的自由和权力。细而言之，启蒙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在社会上要求的是自由，在人性上要求的是个性。但是，启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这个思路相信理性，坚持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类可以整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自身，通过把握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获得自由，主张人类通过总体革命获得解放，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发现和遵循联系起来；五四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派”（如鲁迅）以及80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思路。而在这一思路的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人本主义思潮，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者忽略个体价值、感性存在，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报以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派”（如郁达夫）以及8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生代作家走上历史舞台以来的写作思潮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理路。新生代小说基本上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以及总体解放的客观人本主义启蒙大叙事，而代之以一种主观人本主义的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写作潮流（这也被一部分论者称为新启蒙文学思潮）。当然，上述两种思路在文学上的分别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因为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凭借直觉来感受时代趋势，进而把握“人的解放”命题的，常常，他们对启蒙主题的把握是感性的、形象的、体验性的，因而上述两种思路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模糊不分的。

　　但是，“人的觉醒”却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统一而一贯的主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那里，对于“人”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辛亥革命时期“人”的觉醒是以“国民意识”的获得作为开端的，但是“国民”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因此辛亥革命的时期的“人”的觉醒所注重的不是作为国民的自由权利，而是责任。因此这一时期的启蒙文学作品特别重视社会问题，“（清末）的改造社会小说”特别热行[1]，如程善之的《机关枪》，这篇小说写军队从日本人那里购买了伪劣枪支，掩饰事成之后和日本人花天酒地，共同庆祝，其目的是揭露军队的腐败和黑暗。这一脉的启蒙小说在五四文学大潮中发展为“社会问题小说，如冰心的《一个忧郁的青年》、《斯人肚憔悴》、《去国》、《超人》等等，都是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去国》写的是主人公留美7年，作为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含笑归国，所见却是军阀混战，百业不兴，官场社会风气污浊，他报国无门，之得含恨离去。是这样的“民国”，辛亥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换来的只是“一个匾额”，因此，主人公最后喊出了：“祖国啊！不是我英士抛弃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阿！”启蒙文学的到了在五四时代，其思想内涵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时“人的觉醒”主题有了新的发展。李大钊在《我与世界》（1919年7月1日）中写道：“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坚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李大钊甚至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远比爱国的运动更重”[2]。由此钱理群先生总结五四“人的觉醒”命题时说道“毫无疑问，五四的时代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题意识。”五四启蒙的思想命题有一个特殊的词汇，这个词汇是由周作人发明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著述，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在这里人的价值已经不是在“天地君亲师”中界定的，也不是的“国民”的意义上界定的，而是在“个体”本身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意义上界定的，而是在人的本体意义上确定的，

　　其核心是 “灵肉一致”：“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4]周作人尤其重视肉的方面：“我们承认人的一种生物性。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所以，我们在郁达夫的小说（如《沉沦》）中会看到主人公会喊出“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郭沫若的诗歌中才会有“我把天来吞了”，“我把地来吞了”，那种强大的超越一切的抒情主人公“我”的出现；庐隐的小说才会有“我”、“情”、“愁”的中心。

　　但是五四时期的这种启蒙思想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处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低级阶段，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发达的自由经济来支撑它，因此它无从扎根。而直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成为时代的最主要的矛盾，一切都要让位给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启蒙的命题自然必须让位给救亡的命题。例如，王实味试图在解放区坚持启蒙主义思路，其结局是悲剧性的，这个身兼翻译家、文学家、学者的人，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担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因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整风运动时受到批判，后被逮捕，在行军中被杀。王实味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间隙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等，指导1991年2月7日，王实味才获得公安部的正式平凡。王实味的命运显示了启蒙主义者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命运，同时也显示了启蒙思潮在中国的命运。及至49年以后，中国社会步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中国当代社会的关注焦点转变为现代化以追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和落后的现实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社会工程的实施，使启蒙的命题一再受到延宕。然而历史终于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呐喊终于在世纪末得到了自己的回声。随着77年《班主任》的发表，一个启蒙主义文学的新时代终于来临了。最初的启蒙命题的复归走的是近代启蒙主义以及五四问题小说的思路。如《伤痕》，它通过中国人历来最牢不可破的学院感情的破碎把现代专制迷信的危害剖析出来，深刻地描写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提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要求。进而中国当代作者将目光推想更远处。《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大跃进”以后中国农民的命运，《天云山传奇》、《灵与肉》等反思“反右”扩大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进而《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男人的风格》等对改革中出现的格色问题进行的揭示和思考，由比如《假如我是真的》、《人生》等深刻地揭示中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等级制、特权制的问题。这些小说都以敏锐地触及当下或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为己任，在精神气质上类似于五四问题小说。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派启蒙文学在发展着，他们有诗人北岛、顾城，小说家戴厚英、王小波等，他们重视的是人作为独立个体所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伸张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主义经典价值观，在价值追求方面的确高人一筹。

　　90年代以来，一拨更年轻的作家（他们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如朱文、韩东、陈染、林白甚至更年轻的棉棉、朱文颖等）登上了中国文坛。他们在90年代中期走上文坛，90年代末渐渐地获得名声，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支撑当今各种文学期刊的中坚力量。如果说，他们将作为思想武器的新启蒙主义和作为写作策略的后先锋主义结合，继“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纪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新启蒙主义写作潮流。他们以感性欲望的书写颠覆传统中国文学的道德中心主义，以表达他们对精神压抑的反抗，他们怀着对主流、正统的几乎是本能的敌视写作，他们自动地完成了一场由知识分子而自我放逐为民间写作者的过程，在写作上、立场上形成了和意识形态写作以及知识分子传统启蒙写作不同的品格，完成了一次文学上的“断裂行动”[5]。现在这股潮流依然在发展中，具体评价，还有待时日。目前这股潮流似有极端化的倾向，例如其中某些人的写作出现的狂欢化的倾向，就值得注意。

　　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文学大师是鲁迅，他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迄今为止无人能及，无论从其作品的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高度来讲，鲁迅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不可及的范本。早在1908年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就明确指出：“聚今人之所张主……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浑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进而大声疾呼“人丧其自我矣，谁则呼之兴起？”这种思想比其他的同时代人要先进10年，他的这一诉求直到五四时期才获得广泛的理解。及至五四，他因发表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直到现在，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以“吃人”二字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在小说《啊Q正传》中以“阿贵”典型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概括等等，其深刻性都是无人能比的。

　　而在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文学话语的杰出代表则是王小波。他崇尚智慧的人生，可望自由的生活，向往民主的社会，他抨击愚昧压抑，诅咒专制丑恶，歌唱人欲人情，无论是他的杂文还是他的小说都在精神上达到了启蒙文学在中国当代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高度。他在解构方面，尤其是解构体制文化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小说和杂文都写得非常有力，立场站得非常好，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包括他的留美经历，都使他表现出极大的启蒙特征，而他离开北大教师职位，这个行动也可以作为一个象征来理解。他离开教师职业，做自由撰稿人，保持了一种很纯粹的写作立场。另外，在他的随笔里，那种自由理性精神，比如对国学热的批评，非常深刻。他认为中国古文化不过就是讲“人际关系”，对生命的存在，人的价值思考是缺席的，对个人是完全否定的，王小波对之批评很深刻。再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生活中大量习见的荒谬、非理性的东西，他的批评都很和力度。在当今中国写小说的很多，而真正写出好的随笔的人很少，王小波是以先写随笔而引起文坛注意的。他在小说技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的高度，如《红拂夜奔》，在历史中的那种穿插，游移，极其漂亮，潇洒。你甚至会认为那绝对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而且是一个冷峻的梦幻型诗人写出来的。再比如其他写普通人的作品，像《革命时期的爱情》，让读者含着眼泪笑。他的小说语言幽默讥诮，具有语言狂欢的特征，这在中国当代文坛是独树一帜的。在王小波的作品中，一方面是辛辣的嘲讽，彻底的批判，对历史勿庸置疑的否定；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的呼唤，对明确的理想主义，对自由的呼唤，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尊崇。比如《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知道他在批判，同时也饱含理想。王小波的出现，表明沉寂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启蒙文学重新登场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文学

　　爱国主义是指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的思想。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人们对祖国的山河、人民、文化、语言，以及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的深厚感情。中国封建时代，人们的爱国感情主要表现为忠君以及反对异族入侵，中国现代，人们的爱国感情主要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殖民统治，渴望我们的祖国获得政治民主以及经济现代化革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了反对霸权主义，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以及建设国家的热情。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相应地得到了发扬和广大。近百年来，爱国主义一直是涌动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强音，进而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其诞生就是爱国主义产物。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论文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可见他之所以提倡“小说界革命”是与他追求国家强盛，人民觉醒的爱国诉求联系起来的。在此思想的主导下，梁启超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政治小说。当时的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起到改造民心，凝聚民意，再造文明的作用，从现在的观念来看，这自然是夸大了文学的功能，而且近代文学革命先驱者们只是从文学的政治功能角度来认识文学的功用，实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开始处就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此后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白话文学的前驱者同样也是如此，例如，在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章程中，他们就认为文学不再是有闲阶级的消遣，而是对于人生和社会致关切要的工作。周作人的不久之后就提出“文学无用论”来修正自己的这个观点，他认为有些组织试图将文学纳入到自己的范围内，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工具，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是无用的，他一方面认为文学不是不仅仅是民族的、阶级的，而且还是人类的，文学的立场不应当受制于一个阶级、一个组织的狭隘利益和观念的左右，另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只是表现性情、人情而已，并没有什么政治的功用。但是，五四时代，爱国主义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启蒙主义文学不管其外在价值形态如何，其骨子里几乎都有一个“爱国”感情在支撑着。例如郁达夫，同样是《沉沦》，一方面是名誉、知识都不要，只要爱情的个人主义宣言，另一方面是“祖国啊！你为什么不强盛起来”的呼告。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就正面描写学生的爱国运动，批判父辈束缚青年人爱国义举的丑行。20年代末王统照的一系列：如《号声》，对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军吹号集合，感到战争逼近的不安，透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忧虑；《海浴之后》对于在海滩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女郎，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的外国士兵，发出了强烈的诅咒。这个时候的诗人们也同样处于爱国热情的鼓涨之中，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炉中煤》中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怀着炽热的心唱出了：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女神》中不少诗歌，就是这样把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之献身的决心结合在一起，激发出乐观的爱国信念。面对面目疮痍的祖国，闻一多曾迸着热泪喊道“这不是我的祖国”。正如五四是一场爱国运动一样，五四文学同样奏响了爱国主义的时代乐章。

　　中国现代，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然而对于一个生性刚强的民族，这也正是激发其民族凝聚力、战斗力，展示爱国主义情怀的时刻。从芦沟桥事变（1937、7、7）到抗战结束，中国中国现代文学英勇地担负起了民族救亡的使命，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地区（国统区），共产党统治地区（解放区），还是日伪区（沦陷区）、上海的特殊租借区（孤岛）尽管文学上的分歧也存在着，但是，在“救亡”这个最重要的旗帜下人们的文学热情是一致的。国难当头，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比较关注的启蒙主题（“个性解放”主题），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也暂时退出了中心位置，让“救亡”成为文坛焦点。“救亡”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昔日因各种政治的活文学的观点而彼此对立的各家各派作家，这时捐弃前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1938年3月，由郭沫若、茅盾等任理事，由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由老舍主持的日常工作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文协”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分会，出版会刊《抗战文艺》。文协成立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得到了作家们的用拥护，作家们纷纷走出书斋，分散到各地，或投笔从戎，或参加各个战地的群众动员工作，字母成立大量的文艺作品。广场诗歌、街头剧非常发达，多人合作形式也非常盛行，如《保卫芦沟桥》、《台儿庄》、《全民总动员》等等都是当时出色的合作作品。抗战时期的以救亡为中心的爱国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大众化方面就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同时也因为宣传任务的急迫，作家们没有时间对艺术形式本身进行太多的修饰和加工，因而也出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作家们满足于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因而，总的来讲抗战文艺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是，其中也诞生了优秀的传世作品。《北方》是艾青抗战初期的重要诗歌作品集，诗人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痛苦和不幸，同时更是以强烈的爱国情怀热烈地讴歌这这篇土地，表达这对这土地的一往深情。艾青吟哦道：

　　中国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6]

　　有时诗人不免是悲怆的，他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7]”艾青诗歌避免了抗战救亡文学直白、简单的毛病，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随着1949年共和国的诞生，爱国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获得了另外的表现形式。共和国诞生之初，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立状态，因此许多作家将爱国主义和反美反蒋（介石）结合起来，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之后，许多作家勇敢地走上前线，进行采访创作，他们以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为代表，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鼓舞了一代人的斗志的好作品。苏联解体之后，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消除了，和平、发展成了世界政治局势的主流，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文学的主导面也发生了转化，转化到呼唤祖国统一，歌颂祖国历史、赞美祖国河山、宣扬中华文化方面来。如台湾著名散文家余光中，他就写了大量的抒写祖国分裂给孤悬海外的台湾人民造成的痛苦，表达对祖国大陆的思念，渴望早日祖国统一的散文；贾平凹虽然不是专治散文的，但是，他写商州、静虚村等陕南风景、风土人情、文化、生活情态，流露出浓郁的文化内涵；这方面张承志也有突出的表现，他的《荒芜英雄路》、《情节的精神》、《无缘的思想》等等就是这样的佳篇巨制，《清洁的精神》中，他以浓墨重彩勾勒了中国文化源头处（先秦时代）典范人格的意义，歌颂一种清洁的“士”的精神，他以深沉的笔调描述了荆轲、许由、高渐离等清洁之士，表现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独到的理解与缅怀。从这个角度讲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爱国主义歌手，他的爱国主义之歌不仅具有传统爱国主义感情的浓挚，更有学者似的深刻与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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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们考察20世纪前2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成就，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清末）的改造社会小说和后期（民初）的消闲人生小说。”钱乃容：《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第一卷《前言》。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3] 鲁迅小说《伤逝》主人公子君语。

　　[4] 《人的文学》。

　　[5] 由朱文、韩东等发动，99年浮出地表。

　　[6] 《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7] 《北方·我爱这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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