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撤兵朝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立天津条约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日本以清军平叛伤及日兵等事，派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来华交涉。二月，上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在天津与伊藤谈判。二月十八日首次会谈，伊藤提出两项议题：一、清军从朝鲜撤出，二、惩办打伤日军的清军官兵，对受害的日本商民赔偿损失。当时，清军驻朝1000多人，日军驻朝仅100多人，伊藤提出，或撤清军，或增日军。李鸿章指出：朝鲜是清朝的“藩国”，清军驻“藩国”与日本无干；对平乱时伤及日兵一事，他坚称，根据调查，责不在我，而对伊藤提出的清兵伤害了日本商民，他说查无实证，对赔偿的要求据理驳回。

　　至二月二十二日，双方各持己见，会谈三次仍无结果。伊藤派他的随员本武扬(时任驻清公使)来询问中方可以接受日方的哪几项议题，李鸿章答道：“彼此撤兵一节，事关永远息争，尚可酌商妥办；至议处营官，偿恤难民二节，或非情理，或无质证，碍难允行。”本武扬随即传达伊藤博文的话，以罢谈相要挟：“互商撤兵，驻京公使尽可议办。兹特派头等使来商，何等郑重，不能专为此一事。若仅允此件，伊藤拟于二十五日会议后，即启程回国。”李鸿章厉声示以刚强：“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

　　此时，中法言和，李鸿章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日本。伊藤见机会已失，清军又牢牢控制着朝鲜，日本短期内难以扭转局面，中断谈判，并无好处，只好回到了谈判桌上。

　　李鸿章致信军机处：“日本自改用西法后，日浸强大，久有轻视中国、并吞高丽之志；前与朝鲜立约，明认为自主之国，即暗唆其不属中国之意也。厥后美、英、德各邦与朝鲜议约，朝鲜虽另具照会声明为我属邦，而各国皆置不答，亦由于日本一气沟通，但不便明与我争耳。”琉球已失，安南已失，朝鲜也在暗争独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争朝鲜的“属国”地位，已无实际意义，但清廷君臣囿于传统观念，朝鲜的“属国”地位不容置喙，李鸿章在谈判中不能不坚持。可是中朝、中日关系亟须调整，一要防止再度陷入朝鲜的“党争”和内乱，二要避免与日本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三要适应国际形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他想到了撤军，只有先在朝鲜与日本脱离接触，才能走出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久安之策，还需从长计议。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谈结束时，李鸿章开诚布公，亮明了中方的观点：“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伊藤答道：“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

　　李鸿章拟交条款四项：一、限期四月中，日之兵尽数撤回本国；二、中国教习10至20人定立年限，期满撤回；三、朝鲜与中日两国商民有争端，两国派员前去查办，均不带兵；四、“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

　　日方拟交条款有五项：一、嗣后中日均不得驻军朝鲜；二、“前条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势，亦不在前条之例”；三、中日两国在朝鲜如有交涉事端，应和平解决；四、两国均不得在朝鲜教练兵士，由朝鲜选用他国教习；五、订约四月之内中日两军尽数撤回国内。

　　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伊藤第五次会谈。李问伊藤：“日方第二条为何意？”伊藤解释道：“谓如两国交战时，各有自主之战权，系照万国公法，与第一条所说不派兵之话不相干涉。”在谈判中，只要李一提到朝鲜的“属国”地位，即被伊藤驳回：“若论朝鲜与中国交接之道，更费唇舌，不若不议为妥。”李提议修改日方的第二条：“贵大臣所拟第二条，宜酌改，如他国与朝鲜有战争之事，中国一定派兵相助，不在此例。”伊藤狡猾地窥探中方的底牌：“中堂之意，如他国欲攻朝鲜，或恐其假道来攻中国，故中国必派兵往援？”李答：“无论他国之意是否与中国为难，但攻朝鲜，则中国必派兵助之。……万一朝鲜有内乱之事，该国来请兵，中国必派兵前往，为之定乱。此次约内必得说明。”伊藤也为日本力争出兵的理由：“如果朝鲜乱民有杀害日本官员等事，日本亦可派兵否？”李答：“如有必应派兵之事，日本亦须知照中国。”

　　三月四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订约三条：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本节引文见《中日战争》，一，P489－538)

　　伊藤窃喜，他迫使中方撤兵、撤教习，为日本争取到了“朝鲜有事即可出兵”的权力。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