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从台湾归国，户户挂国旗，行凯旋大礼，政府褒奖大久保利通。日本由此看出清廷惧战，一遇战，便求和，终以赔款了事。此番得志台湾后，日本即把目标移向朝鲜，开始谋求更大的利益。

　　日本使臣森有礼说：“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以后恐不免要打仗”

　　光绪元年(1875)九月，日本军舰往朝鲜沿海测量，朝鲜炮台开炮轰击，遂致交战，日舰击毁朝鲜炮台。十二月初，日本驻清全权大臣森有礼到京，与总署晤谈此事，想以此为由，逼迫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当时，总署担心日本借机再启事端，在对时局判断不明的情况下，拿不出适当的对策，既不愿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又怕承担宗主国的责任代人受过，语意闪烁，自相矛盾，又被日使抓住把柄。日本照会清国：“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彼既为邻，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使以责之，且为我国人民自尽保安海疆之义。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一：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4)清廷自知失语，亦复照会日本予以辩驳：“朝鲜为中国属国，中外共知。属国有属国分际，古今所同。本王大臣前次照会所称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即中国之自任也，岂得谓属国为空名？岂得谓于条约无所关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四：复日本国照会，《中日战争》，一，P296)两国反复照会，争辩朝鲜“属国”、“独立国”之事。此后，一遇朝鲜有事，中日两国的谈判和外交照会中，双方就要呶呶不休地争辩此事，直到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将“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写入《马关条约》第一款为止。

　　森有礼自幼出洋，在英国留学3年，又在华盛顿当过3年钦差。52岁的李鸿章第一次会见30岁的森有礼，听他谈了对中西文化、世界局势、中日关系的看法，感受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新思维。

　　李问：“中西学问如何？”森云：“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云：“五分尚没有。”李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郑署使云：“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森云：“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问：“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大臣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森有礼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云：“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云：“为甚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往来照会等件拟咨送礼部转行朝鲜摺》附件八：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中日战争》，一，P299－303)

　　李鸿章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8字忠告送给森有礼，经过6年与日交涉，他已看清了日本的战略——西争朝鲜，南夺台湾，征服中国，称雄东亚，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他深知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而清朝政治保守，经济落后，不改革无以自强，不自强无力战胜日本，他在奏摺中道出了内心的忧虑：“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清史稿》李鸿章传)

　　“壬午事变”后，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阴谋策划“甲申政变”，清军平叛，击败日军

　　光绪八年(壬午，1882)六月，朝鲜发生内乱，乱民包围日本使馆，死伤数人，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本国，六月十七日，日本兵船载水陆军先后赴朝鲜，外务卿井上馨亲随督办，几天后，日军以平乱之名占领王宫。当时，李鸿章丁忧在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请奏出兵平乱，六月二十四日，上谕派兵入朝。六月二十五日，张树声查清朝鲜内乱之首实为大院君李应后，密函总署，请旨急调李鸿章平乱：“……讵料朝鲜祸机早伏，变出非常。实非一介使臣、一旅偏师所能胜此重任。以李鸿章之宿望，不独朝鲜倚以为重，即日本亦久慑其名。值此危疑之际，似非李鸿章不能戡定。如蒙俞允，应请旨速赐施行，大局幸甚。”六月三十日，上命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入朝，拘大院君李应送回国，很快平定了动乱。

　　李鸿章深知，在朝鲜问题上，日本绝不服输，还会再启事端，“壬午事变”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他开始筹划久安之策。光绪十年(甲申，1884)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密报朝鲜国情的信后，忧心忡忡，立即呈报军机处：“朝鲜君臣执迷不悟，欲乘中法有事，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鸿章上年以朝乱甫定，日兵仍驻王城，必须留营镇抚，以杜狡谋。夏间海防戒严，遵旨将庆军撤半回驻金州，仅留三营在彼，兵力渐单。该国国王暗弱性成，其新旧党人趋向不定，近见法祸方亟，知我势难兼顾，难保不观望成败，以为向背。日人又从旁煽惑，万一该君臣堕其术中，浸蒙异志，肘腋之间，隐患甚大。”(《中日战争》，二，P22)

　　果不出所料，仅过了20天(十月十七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就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一夜杀害了6位大臣，日军占领王宫，软禁国王，亲日大臣洪英植、金玉均等人自署官职，他们自知清兵必将干涉，密谋将国王幽禁在江华岛，而竹添欲将国王幽禁在日本东京。第二天，应朝鲜臣民的请求，清军包围了王宫，致信竹添，令其撤出，竹添接信后不予理睬，清军在争取王宫禁卫士兵倒戈之后，打进王宫，解救了国王，日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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