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纪念堂11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动工，成为西方媒体都不敢忽略的新闻。纪念堂这种东西其实挺无聊的，地球上也盖得太多了，它们多数命运滑稽，等着某一天被鄙视它的人群拆掉，终究无法完成流芳千古的使命。

　　而真正值得纪念的人，不盖这些建筑大家会感激他，比如马丁·路德·金，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人权的象征，哪里有丧失天赋权利的一群人，我们可能就会说“那里需要一个马丁·路德·金。”

　　金博士的梦想很简单：不能因为我们皮肤黑就剥夺我们的权利。这样小儿科的事情似乎不必要搞十几年民权运动，也不用组织20万人大游行，但是他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却发表在仅离现在43年的1963年。这说明侵害人的权利，从来都是明目张胆、显而易见的；同时人争取权利的过程也是相当艰难的，人的权利在美国的宪法里写得清清楚楚，建国近两百年后，为什么黑人还没有权利？那是在这段时间里黑人不被当成人，社会的主流意见以为害怕黑人一旦获得了权利，必将天下大乱。所以国家的进步，文明社会的成形，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人”这个概念扩展成正比，黑人是人，有色人种是人，妇女是人，同性恋者是人……种种被歧视的族群最后成为宪法里的人。

　　偏见破除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让人陷于野蛮状态的固执其实都是小事，好像我们回去了也能干这种大事一样。其实不然，我们现在照样生活在一大堆偏见当中。比如说我们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已经是事实，他们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否认的难度也很大，可是现在每当谈到治安恶化时，就有很大的声音主张限制人口流动，钟南山的手提电脑一被抢走，他就想到了收容制度的好处来，院士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估算出这种偏见的力量。

　　每个人的移动是他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就没有移动到城市的权利，精子不那么幸运，就只有一半的权利或者毫无权利，擅自到了城市就有被打死的可能，这种逻辑就像皮肤黑就剥夺人权一样；人行使移动权是天经地义的，而人移动多了，犯罪率上升了，错不在人行使了移动权，而是警察的能力跟不上。钟院士及以后所有被抢了的受害者，正常的思维应该是这样的：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有次我与一位爱好旅游的年轻人（因此他见多识广）偶然谈到有专家建议将土地的所有权索性给了农民，这样他们有了起步的资本，社会的不公也将得到缓解……没等我说完，他断然说：“这样不行，他们会把土地糟蹋光的，全换成酒喝。”他显然低估了农民们爱护自己财产的热情，同时高估了他们的酒量。这次谈话使我意识到了偏见的力量，族群歧视政策的强大民意支持。我们分到了一块地，会不会轻易用来换酒喝？如果会，那就得允许别人也用它换酒喝；如果不会，我们就要认定别人也不会，这是一种公平的思维方法，也是使社会趋向于文明的思维方法。我能享受一切，财产、自由、发表意见，而别人因为出生地、肤色、教育程度等因素就得放弃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不把别人当人的冷酷隔离，正是马丁·路德·金所反对的。

　　为了让偏见少一些支持者，请上天赐给每个不公不义的地方一个马丁·路德·金吧，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