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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毛泽东、贺子珍的生活环境安稳了，夫妻关系却出现了裂痕。长征途中，死神没有把他俩分开，误会和倔强却将他俩分开了。马背上的家到了窑洞里不久，就令人惋惜地破裂了。贺子珍离毛泽东越来越远，最终离开了毛泽东，退出了他们窑洞里的家，远走异国他乡。

　　贺子珍是个独立、上进的革命女性。但是，与毛泽东结婚后，没再出去独立工作，而是充当他的秘书，照顾他的生活。随着一个个孩子的出世，她由朝气蓬勃、声名远扬的女战士，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国共合作抗日后，革命形势发展了，需要有更多的干部担当起重担。看着其他女同志斗志昂扬地工作，作为年轻的“老革命”，她早就不甘心落后，也不甘心一直窝在丈夫的背后，天天呆在家里当家属，一个一个地生孩子。她渴望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像和毛泽东结婚前一样，在外面和同志们一起风风火火地做自己的一份革命工作。这种苦恼和渴望，当年杨开慧也曾有过。

　　与杨开慧不同的是，贺子珍在文化知识方面，在家里家外感到很大的压力。延安陆续来了大批知识青年。贺子珍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低，没法和他们比，更没法和毛泽东比。她只读到高小就离开了学校参加了革命，此后一直过着飘忽不定的戎马生活，能够抽出来读书的时间很少。虽然在1929年底，她利用毛泽东带着红军队伍外出打仗的机会在上杭师范学校读了半年书，后来又在随营的训练班学习过，但毕竟时间有限，不能跟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相比。她不愿意落在这些新同志的后面。

　　到达保安县后，带着一身枪伤、骨瘦如柴的贺子珍坚决要求工作，组织上安排她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不久又任印钞所的所长。她整天忙得很少回家，就住在银行旁边的一间屋里。有时，毛泽东晚上办完公，就步行到那里看望贺子珍。

　　1936年冬，贺子珍躺在窑洞院子外岗楼的地铺上，在瑟瑟寒风中生下了又瘦又小的女儿娇娇。石窑里太潮湿了，她不敢在那里生产，自己跑到院子外面的岗楼里。毛泽东急忙叫警卫员喊来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接生。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四面透风，贺子珍冻得打哆嗦。刘志丹的夫人看了直埋怨毛泽东。看着产后的贺子珍颤抖着吃鸡蛋，她一个劲地落泪。

　　1937年1月，毛泽东举家搬到延安，住在凤凰山的窑洞里。他和贺子珍住在坐西北向东南的院落里。左边3间窑洞是机要科，右边4间是厨房，正面一明两暗三孔相通的石窑是毛泽东的家，左手的那孔窑洞是毛泽东的书报室，右手的是他的办公室和寝室。

　　贺子珍一心想着学习、提高，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女儿刚满月，她就把女儿送到奶妈家，自己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抗大的学员是集体住宿，她也和同学们一样，坚持过集体生活，很少回家。当时，她和毛泽东的家就在凤凰山下，离学校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了星期日，她很少回家。有时候需要回家料理一下家务，她总是匆匆回去一下，又赶回学校。每天出早操，学习，进行军事训练，参加劳动，身体好的同志都感到吃力。贺子珍咬牙坚持着。争强好胜的性格使她在哪方面都不甘人后。一天，她晕倒在厕所里。经医生检查发现，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只好退学在家休养。她为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感到十分沮丧。

　　28岁的贺子珍悲哀地发现，自己年纪轻轻，身体就已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和从事正常的学习、工作。长征艰苦的行军和飞机轰炸毁坏了她的身体。身上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渴望把这些弹片取出，让身体早日恢复健康！苦恼中，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据中共高级领导人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口述：当时，“在保安，所有的妇女都恨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老让妻子怀孕，平添出许多麻烦事来”。贺子珍跟毛泽东生活了１０年，生了６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那时候，没有避孕工具。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她每一次生完孩子，都得不到休养。特别是长征路上，生下孩子就又上路奔命，连休息都不能，耗尽了元气。她生孩子生怕了。她故意躲避着，躲在学校尽量少回家，可还是没有躲过怀孕。她多么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同时，治好枪伤，取出弹片，把身体养好，和别的女同志一样英姿飒爽地工作。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