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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是生产队的晒谷坪，晒谷坪折了一个90度的弯，像木匠的尺子。我家大门正对晒谷坪的一半，另一半旁边是生产队的仓库，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
在晒谷坪和我家之间，有一道五尺宽的过度地带，按着乡间的习惯，那是属于我家的“经济专属区”。 哥哥在上面载了三株桃树、一株李子树，还有一棵香椿一棵泡桐。香椿长得慢而泡桐长得块，同时栽种，当我离家上大学时，泡桐的直径差不多是香椿的四、五倍了，得一个成年人合抱。还有一株苦楝树，生长在泡桐树几尺外的地方，无人栽种，而是一只鸟栖在泡桐树上，把嘴里的苦楝树种子撒到地上长成的。泡桐质材疏松，无甚用处，只是树叶阔大，能遮阳引风，白色的泡桐花发出一种浓浓的、似乎有点中药味的香。
我家房子建好刚两年，生产队便把晒谷坪用高高的围墙圈了起来，名曰保护集体财产，而据我妈说，人家就看不惯我家门前开阔，一定要把你家的堂屋门挡住。高高的围墙挡住了我家三分之二的房子，唯有东端那间房，对着青石板路，还能望见对面的青山和溪流。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是有政治。大队所辖的7个生产队，约有800来人，大队支部几乎是个“家族内阁”。一、二队多姓张，三、四队姓孙的占多数，五、六、七多姓李，大队干部基本上在这几大姓中搞平衡。
大队书记是个有意思的特例，他也姓李，但是为外地人，入赘给我的一个姑奶奶做丈夫，相貌堂堂，长着一脸浓密的络腮胡。他的三个舅子，有两个在外面当国家干部或中学老师，家道殷实。他颇知书，回到家里几乎手不释卷，晚上点着油灯看到很晚，姑奶奶说他：一大把年纪了还这样看书，难道你要去考秀才？他看的多是《三侠五义》、《说唐》、《薛仁贵征西》之类的演义，读完了喜欢给小孩子讲。他家在五队，和我一个家族，住得不远，我常常在夏夜跑到他家，做他忠实的听众。在我眼里，他不是个很威风的干部，而是个有学问长辈。他办事还算公道，因此在大队的社员中很有威望，我的记忆中，多年来他一直是大队书记。我们大队那个小学校人才辈出，大队的孩子普遍爱读书，我以为和他这样一个有儒雅之气的大队书记分不开的。
七个生产队在大队党支部中各有一个代表人物，他们长得都有特征，乡民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一队长子，二队矮子，三队瘸子，四队胖子，五队胡子，六队跛子，七队驼子。”一队那位个子很高，气宇轩昂，分管治保和民兵；二队的是大队会计，个子矮敦敦的；三队的是支部副书记，缺了几颗门牙；四队的是个女干部，妇联主任，姓肖，和我妈关系非常好，大约都属于乡野间有见识的农村妇女，彼此很有共同语言；五队的胡子就是那位好读书的大队书记；六队的大约是支部组织委员，我叫贵爷爷，抗美援朝时伤一腿；七队即我所在的生产队，大队支部委员我叫求爷爷，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驼背。
中共一改两千年来王权不下县的传统，把统治的触角伸到最基层，用党的组织资源来整合民间力量，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办法，我们大队算是一只很典型的“小麻雀”。
每个生产队在整个大队的资源分配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和这个生产队在支委中代表人物的能力关系密切。五队和三队自不用说，他们占据了一、二把手的位置；三队的妇联主任丈夫姓陈，并非大姓，但在区政府当干部，人家得敬她三分；一队的长子能言善辩，二队的矮子能写会算；六队的跛子，虽然没读什么书，但脾气暴躁，而且战场上受过伤，他发起火来连大队书记都要让他三分；只有我们七队的驼子，不识字又没有口才，大队“七大常委”议事，他只能唯唯诺诺，因此我们七队虽然人口多，但常常吃亏，此乃我队一大恨事。
大队的政治我因为太小，感受并不强烈。但对生产小队的政治运作有痛楚一般的感受。
父亲在外面工作，但不是公社、县委的干部，只是一名医生，人家不用太在乎你家，因此在队上，有人总会千方百计地算计我家。
队长常常轮换，基本上是当过兵的青壮年担当，但谁能当队长，往往得由本队的大队支委“驼子”求爷爷认可，他虽然在大队“七大常委”中说话不硬气，但在本队，却是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因此，这个生产队掌权者往往是他那一房的人，或者奉迎他的人。而我母亲性格耿直，有点瞧不起他的专横和没文化，因而如何整治我家几乎成为这位爷爷多年来一道百做不厌的智力题。
那时候我家那种结构叫“半边户”，半边城镇半边农村。队长、记工员、会计都是这位跛子爷爷的亲信，他们结成神圣同盟。比如记工员满爷爷，是跛子爷爷的亲堂兄弟，读过两年私塾，能写几笔毛笔字，他是跛子爷爷的智囊。别人在地里干活时，他牵一头牛站在岸边，拿着记工本指手画脚，而且他的工分标准定得很高，谁触怒了他们，从派工，到记工分，分粮食，整个一条龙都能给你穿小鞋。生产队开抽水泵的、保管粮食的，都是和他们关系不错的人。
年底他们根据各家各户对生产队出力的大小，核定口粮标准。我家劳力少，每年口粮标准是最低的。这还不算什么，每年都得“超支”，也就是说我妈那些工分，还不能抵我家所分的粮食，我父亲必须再掏钱给生产队。
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是分红薯和年底会餐。
老家是山区，水田少，旱地多，红薯能顶半年粮。分红薯时，总是跟着哥哥、姐姐满山跑，名曰“捡狗屎”，分给我家的红薯数量不多，可是给你分成很多堆，东山一小堆，西山又一小堆，南山还有一小堆。让你为了那点红薯来回奔波，一直到深夜才能全部挑回家。而那些队上干部或者和干部关系不错的人，分的红薯是离村庄很近的同一块土地里的，且个头大、模样周正，
生产队在年底时聚餐，一家出一个成年人带一个小孩参加。但是规定必须是男性。而“半边户”家的成年男人都在外地，女性无资格参加。你有意见，给队长理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没用。人家说这是大多数社员同意的方案。这倒没说假话，大多数社员有点嫉妒男人在外面挣工资的家庭，对这种“英明决策”举双手赞成。这样的少数服从多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群众暴力。有一年，我纠集几个父亲也在外地工作的伙伴，在聚餐前一天晚上，爬墙进了队部，在已经做好的熟肉里面撒了几泡尿。得知第二天几十号人好无察觉地大快朵颐，心里偷偷地乐了好些日子。后来这件事被一起作案的某位伙伴泄露了，那些吃过那锅肉的人，包括跛子爷爷，并没有找我家麻烦，而是说：童子尿，是补药，吃了点有什么要紧。
听我妈说，那时候的生产队长还不算最威风的，毕竟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做菜，你想吃什么队长没法干涉。六十年代初大办公共食堂，——敝乡百姓称为“过低标准”，而不说官方所定的“三年自然灾害”，因为灾由老天决定的，那几年老家无水灾也无旱灾，而“标准”的高低是人自己决定的，我由此再一次佩服民间语言的精确。那时候队长对人最大的惩罚是“饿饭”，中午或晚上不给让你吃那可怜的二两米饭，两天下来保证你头晕眼花，在队长面前低声下气。
有一次看一本从西方译过来的书，作者说，人的自由度和他所能控制的私有财产成正比。我马上想到了生产队。公共食堂时，你每顿饭都由人控制，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后来食堂解散，自由度大一些了，可还是集体出工，你的工种是什么？给你记多少工分？年底分你多少口粮，哪块自留地给你，还是由人决定。
我闲来没事常去生产队的仓库玩耍，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公家”。保管员是一个和善的中年妇女，他的丈夫在外地当公社书记，他的大儿子是中学老师，做过我哥哥、姐姐和我的班主任。因为在仓库里每次都能碰见她，于是我认为她就是“公家”。
童年时人家问我长大后的志向，我说要当一个保管粮食的“公家”。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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