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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青和学大寨
四岁那年的春天，过完年，我发现大队来了一些不一样的陌生人。他们年轻，他们洋气，他们皮肤白皙，他们从不说土话，他们举手投足让我这样已经完全成为乡村脏孩子的人，觉得他们像是神仙似的人物，那气派连大队学校的民办老师也赶不上。
妈妈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知识青年，是从邵阳市和县城酿溪镇的地方来这里落户的。若干年后，我对知青历史略有了解后才知道，1975年是最后一拨知青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插队运动已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城镇青年就近到农村落户，比去深山老林里的林场、农场落户要略略人道一些。
整个大队大约来了近20名知青，男女差不多各一半。他们住在刚刚建起的大队部。大队部处在二、五、六、四队之间的一片松林里，松林旁是一口平静如镜的大池塘，池塘的南岸，一个小土丘上，是两栋红砖房子，这是也刚建好的小学，学校没有围墙，操坪边上有两棵合抱的樟树，很远就能闻到香樟的味道。
知青来落户之前，大队部仅仅是白天干部们办公、开会的地方，一到晚上各回各家，大队部一片漆黑，旁边有个坟场，长风过林，松涛阵阵，听起来好像鬼怪夜哭，没人敢接近。据说这块地很凶，庄户人家不会在这里砌房子，而建大队部和学校则不用考虑，用大队书记的话来说：我们有民兵武装，有枪支弹药，鬼也会害怕的。
知青们住进大队部后，这栋两层楼的便立刻有了烟火气。他们立刻成了乡下小年轻效仿、羡慕的对象。多情的村姑们，在插秧割稻时，一边替男知青干活一边暗送秋波；大队几位读完高中、不甘平庸的男青年，似乎终于找到了同道，晚上去大队部和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大深夜，第二天出工时萎靡不振。那些日子，每日大队部里的马灯点到深夜。
整个大队的小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知青的高潮，姑娘们开始学会擦雪花膏，小伙子们也越来越不服队干部的管教。这些知青，尤其让老乡们惊讶的事，他们似乎没有男女之大防的意识，男女知青之间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大队有一个三十余岁的二流子，每天晚饭放下饭碗就去大队部消磨时间，有一次他对两位男女知青说：你们要是敢当着大家亲个波（亲嘴），我赌一块腊肉。男知青立刻叫这个二流子回家从灶房里提来一块腊肉，放到一边，男知青叫来一群人在旁边作证，然后抱住那女知青，当众十分投入地亲嘴，然后大大咧咧地提起腊肉，招呼知青们去打牙祭。围观的人中有老太太、有大姑娘。这件事一夜之间就在七个生产队传遍了，老太太们纷纷说：“何得了，这城里的伢子、妹子一点家教都没有。”女知青对乡下的男青年一般爱理不理，摆出一副白天鹅的模样来。只有一个叫韩妹子的女知青，像个傻大姐一样，整天没心没肺地嘻闹，和大队里的小伙子毫无芥蒂。有一天一位后生当着韩妹子说：自己的屁股痒，你的屁股痒不痒？韩妹子不但不恼火，而且大大方方地说自己的屁股一点也不痒。过了几天碰到这后生还问：你的屁股还痒不痒？这个故事又立刻传遍了全大队。
这些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在农民们的眼里，个个都像不学好的二流子，他们不但没有虚心接受再教育，反而有可能把乡下的年轻人教坏了。古板的父母们纷纷给正在成长的儿女们下了禁令，不能去大队部找那些城里伢妹子耍，再去小心把你的脚杆杆打断。但那大队部已是满园春色，哪禁得住去亲近春天的年青人？而且这些知青抱成一伙，讲怪话，顶撞干部。我长大后看了一些知青的回忆录，说他们插队时多么艰苦，社队干部如何欺负他们。而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大队部的知青日子过得比我们农民强多了，而且大多数很有优越感，大队也奈何他们不得，不敢派他们干重活、累活。出现这个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大约是1973年福建莆田的一位小学老师李庆霖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日子过得如何艰难，打动圣宴。九阙之上，洒来了阳光雨露，御笔亲写的上谕外加“聊补无米之炊”的300元，一下子让全国千万知青共沾圣恩，社队干部对知青客气多了。反正我们大队的干部对那些知青，几乎是睁只眼闭只眼。但长此下去，干部们也很担忧出事，于是决定让他们化整为零，分派到各个生产队，住进农户家。-----大队部的晚上又沉寂了。
我们第七生产队分来了两名知青，一男一女。女的叫小飞，住在我家，和我姐姐睡一张床。小飞大约比我姐大七、八岁，长得很漂亮，似乎是干部子弟。姐姐很崇拜她，妈妈对她格外关照。大约是因为我们家从城里下放回老家，妈妈更能理解这些插队城里人的心思。吃饭时劝她多吃几碗饭，一边叹息道：造孽呀，这么大就离开父母来乡下。住在另一户农家的男知青很是羡慕小飞姐，因为那家的卫生条件很差，男知青的皮肤被跳蚤咬得红一块、紫一块。
知青们虽然分散到各个生产队，但仍然一起劳动，享受特殊待遇。因为犁田、耙田、收稻、插秧这样的农活他们根本干不好，大队专门给他们安排轻松的活，主要是专门学大寨。
我家对门山上，原来朝阳的坡上种满茶树，学大寨的知青们，每天扛着锄头，将茶树连根挖掉，改造成一块块红薯地。再就是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把草皮刨去，上面用白石灰写着大标语：“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等等。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这些知青一下子又回城了。后来也没听说她们谁来“第二故乡”故地重游，大约他们中间没谁发了财，当大老板，没准很多人还下岗了。只有那些发财的知青，才喜欢以富贵还乡的姿态，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单那个暑假，我妈妈陪我去城里置办行李，在一个百货店碰到了当售货员的小飞，看到当年流鼻涕的小男孩已经考上大学了，小飞姐感慨不已。
七五、七六两年，我们公社最大的学大寨行动是“改河”，那是公社书记周麻子力主上马的头号工程。周麻子是我上高中以前所见过最大的官，在我的记忆中他威风得了不得。我记得有一天全公社大队书记现场会在我们大队召开，会议完了大家到小学校聚餐，我随着一群孩子们去看热闹。我们大樟树下站了个把小时，一阵铃声在学校前的松林里响起来。不一会一队骑自行车的汉子从树林里的毛马路驶向学校。周麻子个子很高，长得孔武有力，脸上稀稀拉拉长着麻子，不过并不显得难看，反而好像增添了“官威”。——我爷爷是这样说的。
学校食堂给他们蒸的是钵子饭，那个香呀。——我们那里把吃国家粮的叫吃钵子饭。因为只有机关单位的食堂蒸钵子饭，农家是用鼎罐煮饭。食堂炖着大块猪肉，做厨的师傅后来说，那天中午吃了半边猪肉（1/2头猪）。半边猪肉是什么概念呀？那年月一家过年能有5斤猪肉就不错了。
开饭的时候，周麻子拿出一个哨子，嘟嘟一吹，欢天喜地的大队书记们就急急地走向课桌拚起来的饭桌前虎吃狼塞。我们一帮小孩，站在旁边流口水。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大吃大喝最感性的认识就是：啧啧，那半边猪肉。
我见识周麻子威风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一位本家叔叔的遭遇。这位我叫宝叔叔的青年在我们家族，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从部队复员回来，又是党员，因此当上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次去公社开民兵营长会，各大队的民兵营长们，大多是从部队回来的后生仔，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在一起讲到周麻子和公社卫生院的女医生彭某有男女关系的事情，就愤愤不平。那位女医生算是公社第一美人，丈夫在外县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她和周麻子的事在公社是公开的秘密。但你情我愿，谁也说不出个屁来。可这些正饱受情欲折磨的民兵营长们，眼看着40来岁的麻子独占花魁，哪能不怒潮澎湃呢？
我这位宝叔叔手欠，在中午蹲在公社厕所里大便时，用粉笔在厕所壁上大书：“周麻子和彭某某胡日乱搞。””这则“厕所文学”被人发现了，立即惊动周麻子。便被定为“反动标语”，公社武装部出面进行追查，把那天开会的民兵营长叫到公社一一对笔迹。我那位宝叔叔在劫难逃，被揪了出来。立即关进黑屋子，不给吃饭，让他反省。这可急坏了宝叔叔的妈乔奶奶，立马托人说情，七托八托，让一个也是国家干部的亲戚找到了周麻子，认错赔罪，才把宝叔叔放了出来，当然也开除了党籍，免掉了民兵营长。乔奶奶去公社接他儿子时，宝叔叔已饿得不象人样，精神差点错乱。从那以后，以胆大出名的宝叔叔变成一个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
所谓“改河”，就是把流经我们公社的石马江，一个弯道改直，据说那样可以节省出好多耕田，而且灌溉更方便。那时候流行“让高山低头，让大河改道”，这个项目没经过论证、勘探，公社书记一句话就拍板了。秋季收割后，公社所有大队的青壮劳动力，从上一年的
入冬干到第二年的开春，工地离我们大队5里路，全大队的劳动力都是自带干粮去工地。“改河”当时就是一项被老乡们痛恨诅咒的工程。酉爷爷是个手艺很好的石匠，那时已55岁了，照样得上工地，他回家和大伙一论起“改河”，就满肚子怒火说：“乱弹琴，自古山川河流怎样子走向，那是上天安排的，凡人要给天比输赢，那是不晓得天高地厚。改什么河？还不是周麻子为了乌纱帽！”这样的牢骚也只敢私下里发作，全公社的社员得老老实实去战天斗地。
我去过工地一次，那是妈妈带我去的。她背着药箱四处巡查，把我扔到一个角落，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傻乎乎看大人们挑土、碎石头。我记得自己穿着臃肿的棉袄，戴一顶绒帽，帽上别了一个纪念章，那是爸爸前不久去井冈山参观，买回来给我的。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大约家就在工地旁边，工地上的人和他很熟，总逗他玩。他看到我帽子的上的纪念章，觉得新奇，拿出自己胸前别着的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定要和我交换。-----现在想来，那个像章用铜做成的，造价比一小枚纪念章高不少。但在那时候，这类领袖像章，谁家没有几枚？而风景名胜地的纪念章，乡下难得一见，物以稀为贵，我当然不干。那小子先拿一个石块威胁我，未能得逞，便扑上来抢，我也不示弱，和他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两人撕扯得昏天暗地，满身都是泥土，难分高下。后来被工地上的大人拉开了，我到底抱住了自己帽上的纪念章。两人被拉开时，还像斗红眼的小牛犊，怒目而视，谁也没哭。在老家，男孩子打架不管输赢，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回家对父母说自己打赢了父母会表扬你吃不了亏，打输了哭着回家，会被父母训斥为没出息，再追加一顿狠揍。
快过年的时候，我二伯的第四个儿子竹哥出事了，他初中毕业后就上了工地，当时刚满17岁，一块大石头砸断了他的腿。在家里养伤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人的竹哥，少年不知愁滋味，半躺在床上，给我们几个小孩叠纸飞机，或者比划着给两个摔跤的男孩指点。好在年轻，恢复得快，我爸爸是较有名气的接骨医生。给他接骨后，卧床了三个月，竟然没有留甚么后遗症。
这个“改河”的头号大寨工程最后结局如何呢？人工挖掘河道，碰到了一个大石头山，根本无法掘进，请上面来得技术人员看了看，说凭一个公社的能力和这样的施工进度，再挖二十年也挖不通，还得准备很多炸药才行，于是只好作罢。浪费了近百亩粮田和更多植被丰茂山地的“改河”，就这样无疾而终，留下了一道伤疤似的深沟。而那位周书记，不久调到县里去了。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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